陈潇潇

(1.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2.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一、引言

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多以国家立场为重心展开，这一时期的作家很难脱离国民身份，他们的文学、思想大都带有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民族性。正如董炳月指出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都是在意识强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大背景下展开自己的话语行动。在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作家不可避免地被‘国民化’，于是成其为‘国民作家’。”[1]绝大多数作家都是首先为一国之民，再成为作家，很难摆脱“国民化”的话语体系。但同时，最基础的依然是以个体为单位，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各自的独立性。或许可以说在“国民”、国家意志话语权占上风的时候，绝大多数个体压抑自己的内在意愿，选择顺从国家政策，在战争时期的日本国民身上体现为服从国家战时政策。然而，在普遍性下也存在特殊性，以日本战时作家为例，仍有一小部分文人并没有成为与国家战时政策步伐同调的“国民作家”，而是竭力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对日本当局的国家政策抱有抵抗意识。更有甚者，脱离日本这个场域，超越国籍，站在全人类的立场观照世界，他们所表达的文学世界、他们的创作立场与“国民作家”大相径庭。事实上，日本战争时期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文人站在日本国家的对立面，他们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战争政策，对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绿川英子就属于这少数文人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