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君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晚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 年）为起始，在这场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逐渐丧失主权，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此期间，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差距，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如马建忠在1894 年所著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则译书之事，非当今之急务与？”，通过译书可以了解西方情况，从而战胜西方侵略者。[1]梁启超在他起草的《强学会章程》中也提到“常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2]94。于是翻译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技术与思想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鲜明的工具性特点。

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蓬勃发展、译作数量迅速攀升，这为晚清翻译研究提供了充实的文本资料。在晚清民族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各知识分子群体虽然有重视翻译的共识，但由于不同的政治主张与价值观念，其从事的翻译活动也不尽相同。在林则徐与魏源号召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后，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僚为代表的洋务派开设翻译机构，并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而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则偏重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与文学作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该现象与译者不同的政治主张、翻译目的及翻译思想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