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旭 李宝珠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其文学纲领和文学实践中，笃行输入西方文化改良本土文化的原则，充分重视翻译西方经典文学的示范作用，在方向性的文学纲领和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对现代翻译规范的建立功不可没。学界对胡适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翻译实践上，如涂兰兵讨论了胡适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思想，[1]王海霞与张威探讨了胡适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影响，[2]季剑青论述了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如何从文学翻译走向文学革命的历程，[3]屠国元分析了胡适译拜伦《哀希腊》蕴含的报国思想,[4]等等。然而，鲜有学者探讨胡适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规范建构的贡献。本文拟以现代白话文学翻译为例，从胡适的文学纲领、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探讨胡适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

一、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

胡适留美期间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该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革命创见，得益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考察，也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学革命的总结及其文学翻译与白话文创作实践。这一点，仅从当年胡适与友人谈论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的书信往来中，便可窥一斑。应陈独秀之邀请，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Teleshov)的短篇小说《决斗》，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他在邮寄这篇小说的附信中对陈独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