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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看三国文化接受

2021-11-29

关键词:武侯祠蜀汉匾额

苏 婷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四川 成都 610041)

成都武侯祠现存主体建筑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修建,十一年完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匾额、楹联,成都武侯祠也悬挂了不少,这些匾额楹联在具有装饰作用的同时,也是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烈忠武陵庙志》是清代潘时彤撰写的关于成都武侯祠志书,该书纂修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清道光九年春开雕,搜罗了成都武侯祠从发端到清道光七年相关材料,其书金石部分附联额。本文汇总《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的匾额楹联与目前成都武侯祠悬挂的匾额楹联,这些匾额楹联基本上也是我们所知现存的关于成都武侯祠的匾额楹联。假如我们将撰写者专门为成都武侯祠撰写匾额楹联的时间作为判断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撰写时间,那么成都武侯祠现存匾额楹联撰写时间当为清代及其后。虽然成都武侯祠昭烈殿后现悬挂着“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1)该联是赞扬诸葛亮的,本应悬挂在孔明殿,但悬挂在刘备殿后,应是基于游客参观到刘备殿后游览线路已到武侯祠的建筑格局。楹联,该联为《咏怀古迹五首》之四诗句,作者为唐代杜甫,但由于该联不是杜甫专门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只是书写者引用这两句诗作为给成都武侯祠的楹联,由于书写者是今人冯灌父,所以该联的撰写年代也就应当算作现代。

根据撰写时代不同,成都武侯祠的匾额楹联又可分为清道光七年前撰书、道光八年到1949年间撰书、现代撰书三类。由于成都武侯祠是君臣合祀庙宇,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在前,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在后,且刘备殿又塑有其他蜀汉英雄人物塑像,这种特殊的古建筑格局使它各个点位悬挂的匾额楹联在内容上也侧重不同,二门和刘备殿曾悬挂过的或现悬挂的匾额楹联主要与刘备或其他蜀汉英雄有关,而过厅和孔明殿则主要悬挂与诸葛亮有关的匾额楹联。众所周知,三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也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成都武侯祠作为三国文化展示的重要物化地,其悬挂过和正悬挂的匾额楹联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三国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匾额楹联在创作过程中,除表达撰写者自己的理解外,也要考虑接受者的认可,毕竟这个匾额楹联写出来不是束之高阁,而是悬挂出来让观者产生心理共鸣。一般说来,人们对文化的接受存在地域性差异,成都武侯祠由于地处三国蜀汉都城所在地,它所悬挂的匾额楹联在某种程度上更反映出蜀地人们对三国文化的接受情况。因此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既是三国文化传播结果的体现,也是研究蜀地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三国文化接受情况的依据。

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编撰《汉晋春秋》在汉献帝建安年后使用蜀汉昭烈帝章武年号,用晋承汉,开蜀汉为正统的先河,后世未形成普遍认可。但至少在北宋时期民间已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宋苏轼《东坡志林》曰: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民间的观点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选取魏的年号记载三国史事,但他又认为蜀汉和曹魏都不得为正统,《资治通鉴·魏纪一》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3)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87页。朱熹编《通鉴纲目》以蜀汉年号叙三国史事,萧常、郝经的《续后汉书》以蜀汉为正统且郝经所撰《续后汉书》在有元一代官方刊行,蜀汉为正统获得官方的认可。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有明显的“帝蜀寇魏”倾向,但明代嘉靖壬午版《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没有完全对刘备就是溢美之词,真正从整体到细节完成“帝蜀寇魏”思想塑造的是经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过的《三国演义》,该书康熙十八年(1679年)最早由醉耕堂刊行,是目前大众接受度最高的《三国演义》版本。毛氏父子认为蜀汉为正统的原因在于刘备的身份,是汉室之后,其《读三国志法》曰: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4)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页。

从“曹魏正统论”到“蜀汉正统论”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形势的变化,东晋、南宋政权偏安江左,为了维护当权者统治的需要,所以习凿齿首倡蜀汉为正统,而朱熹也是为了给南宋王朝寻求正统性的法理依据以血统论把蜀汉视为正统。再加上民间对于仁义之主的推崇和向往,后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问世和流传,尊汉尊刘的倾向逐渐占据上风,蜀汉英雄人物也不断被美化甚至神化。刘备渐渐成了爱民如子、体恤臣民、关怀下属的仁义之君的代表,这一形象在武侯祠的匾额楹联中也多有体现。

成都武侯祠关于刘备的匾额楹联主要悬挂在二门和昭烈殿,二门上关于刘备的楹联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有一幅,是乾隆元年(1736年)十二月焚献道人长洲张清夜题写的“兄弟君臣,一时际会,当年铁马金戈,树神旗而开西川大业;祖孙父子,千古明良,今日丹楹画栋,崇庙貌而志后汉丕基。”(5)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6页。这幅对联根据《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曾悬挂于武侯祠二门,目前二门未悬挂,现悬挂于昭烈殿,由方滨生补书。上联说刘备和关羽、张飞及文武群臣遇合在一起,跃马横戈,转战疆场,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树立起堂堂正正的大旗,在西川开创了蜀汉的帝业。下联是说蜀汉王朝祖孙父子英明贤良,足以流芳百世。今日大殿里红色的楹柱,彩绘的栋梁,庄严雄伟的气象,尚标志着蜀汉当年宏伟的基业。撰写于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间的对联有一幅,是近人刘咸荥撰书的“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6)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此对联写昭烈庙中合祀的诸人,体现了祖孙、父子、兄弟、君臣的各种关系,他们意在辅佐翼护蜀汉,维系人伦纲常,争得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相沿的正统。刘备在东汉末年起兵与群雄争夺江山,经历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等地,最后才在蜀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立国是很艰难的。后人立祠庙,使他们一堂上下共传千古。因此二门上两幅描写刘备的对联,“兄弟君臣,一时际会,当年铁马金戈,树神旗而开西川大业;祖孙父子,千古明良,今日丹楹画栋,崇庙貌而志后汉丕基”,重在描写刘备开创蜀汉大业,说明汉昭烈庙记载了汉室的光辉大业。“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认为刘备君臣父子延续的蜀汉是正统。可见,二门上悬挂的楹联是以蜀汉正统为着眼点的。

昭烈殿关于刘备的匾额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有两幅,这两幅匾额目前均未悬挂于昭烈殿,《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均曾悬挂在昭烈殿,分别是康熙甲戌季夏四川巡抚襄平于养志题的“思皇惟烈”(7)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和嘉庆庚辰仲冬四川总督襄平蒋攸铦题“高光余烈”(8)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高”“光”二字,其中“高”字指代的是汉高祖,“光”字指代的汉光武帝,汉高祖为西汉王朝的开拓者,汉光武帝为东汉王朝的开拓者。“高光余烈”匾额是说汉高祖、汉光武帝遗留下来了汉昭烈帝即刘备,强调刘备是汉室之后。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关于刘备的楹联有两幅,这两幅楹联据《昭烈忠武陵庙志》载曾悬挂于昭烈殿,目前昭烈殿都未悬挂。一幅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夏四川巡抚襄平于养志题写的“赓丰沛大风之歌,不阶尺土,载缵丕基,溯帝德难名,端在知人则哲;推荆襄髀肉之叹,虽定三分,宁酬壮志,苟天命未改,岂教王业偏安。”(9)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6页。该联上联中的“丰沛”是指汉高祖的故乡,“赓丰沛大风之歌”强调刘备继承和延续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业,至于下联则说明天命致使蜀汉偏安。一幅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仲春,四川总督襄平蒋攸铦题的“曰宫、曰殿、曰幸且曰崩,诗史留题,千载犹存正统;书魏、书吴、书汉不书蜀,醇儒特笔,三分岂是偏安。”(10)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该联从史家记载上的不同强调蜀汉的正统地位。刘备殿撰写于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关于刘备的匾额有一幅即清人完颜崇实撰书的“业绍高光”(11)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该匾额撰写于清同治七年,目前悬挂于昭烈殿前。前面已说过“高”“光”二字,“高”指代的是汉高祖,“光”指代的汉光武帝,“业绍高光”是说刘备继承了汉高祖、汉光武帝的事业,该匾额强调了刘备与汉高祖、汉光武帝的关系,说明刘备是汉室之后。撰写于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关于刘备的楹联有两幅,这两幅楹联目前都悬挂在昭烈殿,一幅是清人完颜崇实撰写的“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12)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上联说刘备是天下英雄,为汉王朝正统所归,楼桑如车盖就是王气所聚集的明证。下联说刘禅在成都降魏,才是汉朝的最后灭亡。一幅是近代刘咸荥撰写的“惟此弟兄真性情,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存正轨;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13)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该副对联由今人黄雅荃补书,上联强调了刘关张三兄弟奋斗的目的是存正轨。因此成都武侯祠昭烈殿的匾额楹联描写内容主要是刘备是汉室之后,蜀汉为正统。

从上面可以看出,成都武侯祠撰写于清代到近代关于刘备的匾额楹联基本上是以蜀汉为正统,刘备延续汉室为着眼点。这些匾额楹联撰写者撰写出来,代表他也认可这些观点,悬挂于成都武侯祠内,大众参观之际也认可接受这些观点,刘备为汉室之后、蜀汉为正统观点显然从清代开始已成为蜀地老百姓的普遍共识。

从成都武侯祠悬挂的匾额楹联可看出清代以来蜀地人们对三国蜀汉重要人物关羽、张飞和刘谌的评价、认知既存在变化,也存在不变。

成都武侯祠昭烈殿塑有关羽、张飞、刘谌塑像,关羽座前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匾额是嘉庆戊寅季夏四川学院大兴余恒泽题的“威震万古”匾额,该匾额目前未悬挂;撰写于1929年前后的匾额是刘咸炘书的“义薄云天”匾额,该匾额目前悬挂。根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二十四年……(于)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惪。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14)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1页。由此可知,“威震万古”匾额当据《三国志》记载而来,主要强调关羽的英勇,显然这种强调也与历史人物关羽相符合。至于“义薄云天”匾额则强调的是关羽的义。《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报效曹操事: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15)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39页。

历史人物关羽显然重情重义,《三国演义》以此为切入点将关羽塑造为“义”的代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回前评曰:“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16)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9页。第五十回回前评曰:“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17)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9页。

张飞座前,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匾额是嘉庆戊寅桂月僰溪刘有明题“汉家砥柱”匾额(18)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该匾额目前未悬挂。撰写于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的匾额是刘咸炘书于1929年前后的“诚贯金石”匾额,该匾额目前悬挂。“汉家砥柱”匾额强调的是张飞在蜀汉集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与历史人物张飞相符合。《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载张飞率二十骑断后,掩护刘备撤退的事:

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19)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3页。

“诚贯金石”匾额强调了张飞对刘备集团的忠诚,决不事二主。历史人物张飞为掩护刘备撤退,面对曹操大军,只率二十骑断后,显然对刘备集团是忠诚的。小说《三国演义》在塑造张飞时更强调了这一特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描写他因误解关羽投降曹操,而要杀关羽曰:“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20)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7页。该回回前评张飞曰:“恶吕布以正父子之伦,恶曹操以正君臣之礼,如翼德者,斯可谓之真孝子,斯可谓之真忠臣。”(21)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0页。

刘谌座前,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楹联是四川安岳令应山洪成鼎题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愧于天,不怍于人。”(22)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该楹联目前未悬挂。撰写于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的楹联由刘咸荥撰写的“生不视强寇西来,天意茫茫,伤心恸洒河山泪;死好见先皇地下,英姿凛凛,放眼早空南北人。”(23)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该幅楹联由今人刘东父补书,目前悬挂于刘谌座前。《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曰“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24)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900页。。元代郝经赞扬刘谌曰:“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孙,孔明之一子及孙,慨然赴义,与国俱灭。巍巍义烈,高视两京,五百年所无有也。壮哉!谌也。”(25)郝经:《续后汉书》(四库全书版),卷七十上。《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八回回前评曰:“独至后汉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为汉朝生色。”(26)罗贯中:《三国演义》(醉耕堂本),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08页。可见刘谌自杀殉国的行为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赞扬的。刘谌座前,无论是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愧于天,不怍于人”楹联,还是刘咸荥撰写的“生不视强寇西来,天意茫茫,伤心恸洒河山泪;死好见先皇地下,英姿凛凛,放眼早空南北人”楹联,都歌颂了刘谌宁愿自杀也不投降的行为。从这两副对联可看出,蜀地人们延续了以往对刘谌的评价。

因此,清代以来,蜀地人们对关羽、张飞的接受,从早期认为他们勇猛,认为他们是蜀汉政权不可缺的人物,到后期受《三国演义》影响,更赞扬他们身上忠义和忠诚的品质,并且蜀地老百姓并未对关羽的形象神化,认为他是忠义的历史大人物,他们接受的张飞是不事二主、忠于刘备集团的张飞。至于刘谌,清代以来蜀地人们延续以往对刘谌的看法,赞扬他自杀殉国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现存描写诸葛亮的匾额楹联主要悬挂于过厅和孔明殿。据笔者统计,撰写于清道光七年前的匾额楹联除雍正甲寅仲冬,果亲王书“名垂宇宙”(27)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匾额目前悬挂于孔明殿外,其他基本未悬挂,也就是说成都武侯祠过厅和孔明殿主要悬挂的是道光八年到1949年间撰书、现代撰书两类匾额楹联。

雍正甲寅仲冬果亲王书“名垂宇宙”匾额,是说诸葛亮的大名天下人皆知,嘉庆丁卯季春四川成都知府刘佳埼题“表垂万古”(28)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6页。匾额强调诸葛亮所上《出师表》可以万古流传,嘉庆己巳七月,四川布政使云间姚令仪题“为王者师”(29)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匾额,是说诸葛亮可以算得上君王的师傅,完颜华毓撰书“河岳英灵”(30)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匾额强调诸葛亮是天地间杰出的人物,这些匾额总体说来都突出描写诸葛亮的影响力。

道光六年(1826年)小阳月,四川督标中军副将平宁张琴题“圣贤功业”(31)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6页。是说诸葛亮的功业可以与圣贤相并立。至于李鉴敬立的“勋高管乐”(32)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严树森书“匪皋则伊”(33)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冯昆书“伊周经济”(34)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86页。等匾额则将诸葛亮的功绩与历史人物相比,要么说他超过管仲、乐毅,要么则说他是伊尹、周公一类人物。嘉庆庚申八月,锦里江青题“三顾望隆,勋业于今光史册;两朝开始,声名从古壮云霄”。(35)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道光四年十月,四川峨边同知南丰谭光祜题“管乐自居,竟成伊昌;关张同志,已慑孙曹。”(36)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8页。则强调了诸葛亮的功绩,说他的功业光耀了史书,震慑住了孙权、曹操。总体说来,这些匾额楹联描写的重点是诸葛亮的功绩。

道光五年(1825年)孟冬,四川渠县知县黄之澜题“忠存二表”(37)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6页。说诸葛亮的忠贞可从前后《出师表》看出来。刘咸荥撰书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38)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王天培题“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驰,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存两表;世又陈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安危天下系,先生已往,缅怀风义拂残碑。”(39)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游俊撰书的“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40)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影刻自郭沫若《蜀道奇》手稿的“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41)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这些楹联撰写者都提到了《出师表》,可见《出师表》是诸葛亮忠贞和鞠躬尽瘁品质的最好写照。因此上面这些匾额楹联着力描写的是诸葛亮忠贞和鞠躬尽瘁的品质。

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情一直受到后人赞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寿曾评曰:“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4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2页。在成都武侯祠也有以此为着眼点描写诸葛亮的楹联。董必武撰书的“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目前悬挂于过厅,强调的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情义。

在孔明殿屋脊书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43)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匾额,语出诸葛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4)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书者不详,《昭烈忠武陵庙志》不载此匾额,书写年代应晚于清道光七年后。这幅匾额与康熙壬子夏五月,粤东藩使宋可发题“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45)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四川按察使仓德题“出师表,戒子书,已承孔孟渊源,迥异儒生空讲学;梁父吟,隆中对,诚抱伊姜道德,宁同逸士仅鸣高”(46)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乾隆庚申九月,岳阳方显题“庐隐南阳,抱膝长吟留正统;祠光西蜀,鞠躬尽瘁仰纯臣”(47)潘时彤:《昭烈忠武陵庙志》,李景焉、卿三祥笺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7页。、赵藩书的“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郭沫若撰书的“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但懋辛书“静远堂”均着眼描写了诸葛亮身上体现出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行为,其中赵藩书的“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是贵阳陈矩集苏轼、朱熹语。可见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行为是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极力展示诸葛亮的一个重点,也说明诸葛亮这一行为是撰写者想传达给观者的,观者对这样的诸葛亮形象也是颇为接受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48)罗开玉、李兆成主编:《武侯祠漫游》,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这是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由赵藩撰写。上联在叙说诸葛亮运用“攻心”术平定南中之功绩,同时又重在强调真正懂得打战的人不是只依靠武力。下联在叙说诸葛亮审视治理蜀地功绩的同时,又提醒后世人要从诸葛亮治理蜀地的功绩中获取经验。本联与前面描写诸葛亮的匾额楹联相比,着眼点不仅在于赞扬诸葛亮,更强调诸葛亮对后世人的启发,读之让人回味无穷,颇受启发,因此这副对联主要内容是写诸葛亮对后世影响力的。

与成都武侯祠现存描写其他三国人物的匾额楹联相比,成都武侯祠现存描写诸葛亮匾额楹联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内容多样。数量多说明诸葛亮相较于其他三国人物在蜀地老百姓心目中地位更重要。内容多样则给游客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诸葛亮。从上面可知,成都武侯祠现存关于诸葛亮的匾额楹联内容大约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他的影响力、他的功绩、他忠贞和鞠躬尽瘁的品质、他和刘备的君主情义、他淡泊宁静的行为、他一生对后世的启示。这六个方面的描写基本上以史书记载的诸葛亮生平事迹为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撰写者的感悟、评价,是与历史人物诸葛亮大致相符的。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给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形象,以至鲁迅先生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451页。随着小说的传播以及围绕它改编成的戏剧、动漫等的流传,足智多谋诸葛亮的形象也是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关于诸葛亮的形象,诸葛亮也因此成为大众心目中智慧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显然未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作为展示的着力点,但是这些匾额楹联的存在反映出蜀地人们也接受上述六个方面描写的诸葛亮,撰写时间涵盖清道光七年前、清道光八年至1949年、现代三个阶段,可见清代以来蜀地人们接受的诸葛亮是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相糅合的诸葛亮。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根据不同点位撰写的成都武侯祠匾额楹联,我们可看出不同时期大众对三国文化元素的接受和认可是既存在变化,也存在不变,也就是说不同时代人们对三国文化的共情点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从中也折射出三国文化的传播轨迹。总体说来,清代以来,蜀汉为正统观点已深入蜀地百姓人心,蜀地百姓认可的关羽是忠义的关羽,认可的张飞是忠于刘备集团的张飞,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历史人物与小说描写相融合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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