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艺阳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0 引 言

文学对世界的命名与修辞，总是铺陈在众生熙攘喧哗、无数生死浮沉的风景线上，死亡是其中永恒的话题。2018年2月，一位名曰“红柯”的陕西作家骤然离世，留下了身后高山巍峨成群、大漠苍茫一片，仿佛命运般的，演示了他自己所缔造的种种神话，牵起了从关中通往新疆的文化丝绸之路，走入了“文字”与“话语”以外的“第三个世界”。由此，大量缅怀红柯的文章翻涌而至，其主题无外乎关于英雄情结、神话赋魅、诗性文风、自然生态观等几个“红柯式标签”。亦有不少学术性论文将红柯的几部重要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层层剖析，并将其放置在西部作家群落里，替红柯完成了某种“身份的确认”。

事实上，由红柯之死所掀起的“红柯热”正代表着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省察姿态。从广义上来讲，我们或许可将红柯的作品纳入乡土文学的范畴内加以考量，并且从红柯建立起的故土、大地、生命本源、死亡等在内的修辞系统中，寻找其系于地域文化的世界性想象与乌托邦补偿意味的审美文化诉求。但不容忽略的是，从乡土的角度解读红柯未免会窄化红柯的研究思路，基于自身的“出走”经验而进行文学创作的红柯，不仅在对乡土的自觉体认中积攒了相对的批判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红柯经过一系列的体验、创作、反思、再创作的思考链后，已经萌生了切实的文化改造的意图，即以“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血性’精神来恢复或‘激活’中原文化或汉族传统”[1]60-64，而红柯的“生死观”可作为其改造方案的重要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