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健朔，李永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族群’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并限定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而产生的以主观认同凝聚的社会人群。”[1]309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有封建思想迫害，处于多重危机之中。半殖民半封建的近代语境以及满清政府民族定位的独特性促使中华民族的族群定位在不同语境中变迁。西洋、东洋、汉族、满族的相互撕扯与纠缠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展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成都社会由死水微澜引起轩然大波的巨大转变，被郭沫若评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2]。除了巴蜀风俗史的具体描绘之外，“大河三部曲”也复现了四川民众族群观念的复杂变化。本文试图以族群变迁为方法与视角，在清末民初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现实与小说文本内涵的参照阐释中，分析在社会场域转换的多重语境下，作为中华民族的民众、作为黄种人的民众以及作为汉族人的民众不同的民族认同价值取向,以及对待处于族群边缘外“非我族类”族群的区隔态度，进而阐释多重族群身份下四川民众的多维文化心理以及因此催生的时代潮流走向。

一、洋教经验与教民立场：族群对立下的文化遮蔽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首先体现在对城市区域的占有以及城市管理权力的侵夺，《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开始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