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在元、明以降直至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自序P1)说的传统文学代胜观视阈下，宋代文学的一代之胜自然非词莫属。此种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天建构话语，近来已逐渐为学界所解构。实际上，宋人自身的认识中，本朝文学成就足以夸耀前人者实乃文言散文。欧阳修在《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中即云：“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2](P189～190)杨万里为乡贤刘才邵《杉溪集》所作序开篇也自豪地说：“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3](P3350)南宋初布衣倪朴《筠州投雷教授书》则称“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4](P92)，连金人王若虚都不得不承认：“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5](P434)可见上至文坛领袖，下至乡野秀才，乃至敌国文士，对文言散文在宋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是有绝对共识的。宋文众体俱备，就中尤以“多达1000余种，5000余卷”[6](P3)的笔记(1)关于笔记涵义的界定，学界目前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笔记一般分属史部的别史、杂史、传记类，子部的小说家、杂家类等，而往往统摄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中；但由于现代西方学科划分体系视阈下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术语使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淆乱不清，治丝益棼的情况。为免葛藤，笔者参考前贤时彦的相关争鸣，将本文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著述体式上分条记录，丛脞成书，内容上篇幅短小，以纪实性为主，间涉虚幻的文言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