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改变”
——论丁玲延安时期的报告文学
2021-11-29申朝晖徐姝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申朝晖,徐姝瑶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王蒙评价丁玲:“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1]98李陀也说:“丁玲不简单。”[2]如果只是把丁玲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的创作称作是完全“政治化”的写作,那么就真的是抹杀了一个作家创作的自主性和思想的自觉性。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丁玲,她切实明白“莎菲的困境”“娜拉走后的结局”,她是自觉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但这中间的过程是丁玲在心灵的炼狱和外界的熔炉双重作用下完成的自我蜕变。丁玲在延安经历了一个由“小说家”向“报告文学家”的转变,这不仅是文体上的转变,更是思想上的裂变与磨合。五四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表达了丁玲思想上个人主义的困惑;左翼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则经历了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分裂的矛盾;延安时期以《讲话》为分界点,丁玲经历了思想上与“旧我”的彻底撕裂,创作上的改变也显得艰难而又决绝。在《讲话》之前,丁玲以《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为代表的延安时期创作的小说,还带有着五四时期那种个人伤感式的表达,而以《田保霖》为标志的丁玲在《讲话》之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则坚实地体现了丁玲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为工农兵写作。
一、“武将军”:延安时期成为“报告文学家”的丁玲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作家们纷纷寻找能够适应战时需要的文学形式来宣传抗战。在延安,报告文学作品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地出现在报刊上,《大众文艺》《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等刊物上都能见到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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