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格物致知”向来是理解朱子哲学与心学、理学分殊的关键，是中国哲学史的旧瓶，也装入近代引入“哲学”学科后的新酒。从“格物”方向再次考察朱子思想，可见出理学心学功夫处的差别以“心物内外”理解的不同为大关节。由“心物内外”引发“公私之别”的思考，对朱子的心性问题、理气问题、形上形下问题，可有新的“豁然贯通”。而人心—外物—天理的三层关系之异，正是宋代开始的近世中国私情与公理的关系张力的表现。物理与人心的差别通过理气形上形下的方式哲学地展示出来，分殊为难是朱子思考的关切，道体与常情、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仍然是古今中西哲学前沿的一贯的问题，也正是今人“格致”的方向所在。

一、朱子“格物”方向考辨

朱子“格物”的方向问题可从“格”字的训诂看出，朱子改郑玄注、孔颖达疏中直接将“格”训为“来”，将“格”训为“至”，为心“推极”物，但又以“来”收物于心。比较朱子注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区别：孔颖达《礼记正义》中，郑玄对“格物致知”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孔颖达疏为：“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1]1673朱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

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