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涛

世人皆知，徐悲鸿画马功夫天下一流。殊不知，徐悲鸿自身就是恣意奋力奔腾的“骏马”，奔腾在艺术、教育、爱情等领域，无怨无悔，不休不懈，尝尽风雨，终见彩虹。

青少年时期的徐悲鸿，如其名所言，宛如一只悲苦的鸿雁，风餐露宿，漂泊四乡。他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书画，并一起在外串镇走巷卖画为生。17岁时，父亲重病卧床，徐悲鸿挑起七八口之家的重担，在家乡宜兴三所学校任图画教员，常路过家门而不入。两年后，父亲去世，徐百感交集，将自己的名字“寿康”改成“悲鸿”，开始独闯上海滩。

徐悲鸿在上海只身闯荡了四年，在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吃尽苦头，曾每天穷得只吃一个糍饭团，但也认识了黄震之、黄警顽、康有为等贵人。黄震之、黄警顽为衣食无着的徐悲鸿提供住所和救济，徐悲鸿为感谢他们，一度改名为“黄扶”。而康有为对徐悲鸿的才华极为赏识，破例收他为徒，在国文、金石、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给予徐悲鸿大力指导，并帮助徐悲鸿争取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

1919年，24岁的徐悲鸿来到欧洲。在法国，徐悲鸿深知留学机会不易，如饥似渴地跑博物馆、画室、书店、画廊和图书馆，研究西方绘画艺术，最后成为唯一一位通过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各史论考核被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他废寝忘食地钻研、苦练各种绘画技法，省吃俭用地购买各种艺术作品，游历欧洲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并得到了法国绘画大师达仰的精心指导。徐悲鸿在国外游学了整整八年，将画笔磨炼得炉火纯青，康有为在1925年徐悲鸿的汇报展览上评价道：“精神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

1927年，徐悲鸿带着一身才华和报国之志回到中国，先是担任田汉创办的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次年应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主任，开始在美术界大放光彩。直到1946年，北上接掌北平艺专，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近20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自身绘画创作也达到顶峰。

《九方皋》

除了分给徐悲鸿四间房子外，中央大学还给了两个房间作为画室，开出三百元月薪，这让徐悲鸿朝不保夕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他立志从教育入手振兴中国美术事业。“回国后，徐老师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他一大早便到教室，不是挥毫作画示范，便是个别指导，讲解滔滔不绝。他住在磐溪的时期，与艺术系教室隔着滚滚嘉陵江。每次到校上课，来回都要上下石阶数以千级的陡坡，再经颠簸的小舟过渡。徐老师日日如是，不辞劳苦。他生活简朴，中午往往到离教室不远的渡口吃碗炸酱面，或啃两个烤红薯，再回教室继续工作。学生如能努力用功，定受他的赞赏。”

徐悲鸿有感于自己身世，深知许多人才被埋没，于是创造了以九方皋不拘一格相马为题材的大型彩墨画《九方皋》，倾吐渴望挖掘人才的意愿。徐悲鸿一生以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为己任，关爱学生，器重人才。画家、美术教育家杨建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个失学的沦落人，在同学引荐下，得到徐悲鸿再三鼓励，得以第二年考进中央大学。有一次，徐悲鸿带着杨建侯等学生一起去天目山写生。第二天一大早，杨建侯自己出门见朋友去了，害得整个队伍等了他一个多小时，回来时徐悲鸿严厉地批评他：“要你当兵，江山必失。”看杨不悦，徐悲鸿过了一会给杨建侯画了一幅《睡猫图》，“这张《睡猫》既为我所喜爱且富有潜移默化的涵义，使人深深感谢先生对我的教育。以后多年来我把它挂在我的床边，作为‘处事三思而行的座右铭”。后来，杨建侯失业，徐悲鸿还致信中央大学，申请辞职，由杨建侯来补缺。不媚权贵的徐悲鸿为给学生争取出国名额，答应了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的邀请，创作油画《蔡公时》，借此出国的吕斯百后来成为著名的油画家，王临乙成为著名的雕塑家。著名画家、曾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吴作人也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他原先是徐悲鸿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的学生，后跟随徐悲鸿来到中央大学旁听，并在徐悲鸿资助下出国留学。1935年，吴作人受聘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得力助手和传人，后来成为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

不只是中央大学学生，徐悲鸿对所有的人才都求贤若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美术界的著名“南北二石”——齐白石、傅抱石都因徐悲鸿的发现和推举而成名。在北京的一个国画展览上，徐悲鸿看到齐白石定价8元的小虾图，断定这是位值得发掘的人才。于是，他发出聘书，聘请齐白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却迟迟未获得回音，于是他亲自坐着马车到齐白石家拜访。一进门，徐悲鸿就向齐白石作揖行礼，表示因多日未收到回聘而不安，深恐有所失礼。齐白石见鼎鼎大名的徐悲鸿亲临邀请，连忙解释说，因为自忖自己乃木匠出身，没有资格当教授，所以不敢接受聘書。徐悲鸿“三顾茅庐”再三表示邀请诚意后，齐白石才感到盛情难却而应允。齐白石任教后，徐悲鸿派车接送，并亲自陪齐上课，还编辑、作序出版《齐白石画集》，使得齐白石声名大噪。两人友谊保持终身，书信不断，齐白石每有佳作必寄徐悲鸿，徐悲鸿则必寄回稿费。徐悲鸿先齐白石去世后，其他人怕齐白石伤心便瞒着他，齐白石知道真相后长吁短叹、闷闷不乐，随后不久仙逝。

傅抱石则对人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没有徐悲鸿就没有我傅抱石”。1930年，徐悲鸿带学生去江西庐山写生，归来时途经南昌。正在失业的傅抱石带着几张图章和画作来找徐悲鸿请教。徐悲鸿对之赞声不绝，并推荐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为筹措出国经费，徐悲鸿去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拿出自己的一张画，徐悲鸿说：“我的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了我的一张画吧。”熊式辉勉强同意出了一笔钱，傅抱石得以去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傅抱石由徐悲鸿推荐，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后来成为一代画家。

应徐悲鸿盛情邀请，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还有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女画家潘玉良、青年画家蒋兆和等。一时间，徐悲鸿任系主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名师云集，形成了当时中国艺术教育最完备最强大的师资队伍。以留法教授为主的西画教学、以留日教授为主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日趋形成，以绘画为主、音乐为辅的教学结构日渐完备，培养了大批美术中坚，“1946—1966年先后被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共计22人”。可以不夸张地说，徐悲鸿以自己的九方皋之慧眼和伯乐之功劳，撑起了民国时期中国美术界的半壁江山。

《田横五百士》

在教学方针上，徐悲鸿提倡将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方写实主义相结合，强调“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描写方法“观察为先”“致广大、尽细微”，要求“坚实深厚的功夫来自于刻苦锻炼”，而绘画目的是面向现实、反映现实、服务现实。“写实主义”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原则，也是他绘画术成就辉煌的秘诀，代表性作品是《巴之贫妇》和《巴人汲水图》。

1937年除夕，徐悲鸿独自在重庆嘉陵江边夜行。一位身背竹篓、拾破烂的老妇人蹒跚走來，徐悲鸿见之甚是凄凉，便掏出所有的钱给了老妇人。老妇人深深鞠躬，然后拄着拐杖走了。但徐悲鸿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想到了20多年前在黄浦江边差点纵身跳江的自己，想起了许多生活得水深火热的百姓。回到宿舍后，他研墨挥毫，默画出了那位老妇人的形象，这便是著名的中国画《巴之贫妇》。同年，他创作的《巴人汲水图》，也反映了中国民众生活的艰辛和坚韧，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这幅作品在2010年以1.71亿元成交，刷新了中国绘画拍卖成交的纪录。

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主要是指作品指向现实，而非内容非写实不可。徐悲鸿的许多作品皆借古言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高143厘米、宽424厘米的《愚公移山图》。1939至1940年，应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讲学，为泰戈尔挑选了最佳画作70余幅，并创作了国画《愚公移山图》。借助众人皆知的故事“愚公移山”，徐悲鸿意在表达国人抗日的决心和毅力，鼓舞大众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幅作品也是创造手法上“中西合璧”的杰作，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而西方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技法在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徐悲鸿还在人物造型方面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形象。

此外，徐悲鸿在抗日时期创作了《负伤之狮》《雄鸡》《飞鹰》等大量作品，号召国人坚持抗日，许多作品上都题着“危亡之际”“忧心如焚”“痛感民族不振”等字样。徐悲鸿一边在中央大学执教，一边出国举办画展，筹款报国及宣传抗日，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十余次举办画展义卖，将售画所得的数百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对于我国的传统艺术珍品，徐悲鸿更是见一个买一个，而他自己一贯生活简朴，节衣缩食，甚至到小摊上买旧鞋穿。为找回吴道子的经典之作《八十七神仙卷》，他不惜付出了20万现款和数十幅自己的作品。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南京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在欧洲五国举办了七次画展，展示我国绘画艺术，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作，表达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既希望国人能威武不屈、抗日到底，也寄托着徐自己的骨气。“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是徐悲鸿一生的座右铭。在爱国报国的同时，徐悲鸿不慕荣华富贵，不营高官厚禄，在自己画室里挂了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徐悲鸿先后五六次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包括为蒋介石五十大寿画像。他说：“我是画家，对你们的蒋委员长丝毫没有兴趣！”1942年，徐悲鸿同郭沫若等人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看后大怒，找来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大骂，要他查清事情，另外发表一个声明。张道藩是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友，对徐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徐悲鸿回答道：“君子有所守，人各有志。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自有选择。为了该做的事，生命也可以付出。”1945年，蒋介石要买徐悲鸿的一幅中国画《灵鹫》，想作为欢送美国一位将军的礼物，也被徐悲鸿拒绝。

如此，徐悲鸿与国民政府的最终关系可想而知。1948年，北平时局紧张，国民政府急令北平大专院校南迁，并送来一笔款项作“应急费”。徐悲鸿不仅自己不为所动，将“应急费”发给学校师生作为购粮护校之用，还联络美术界其他人士坚守北平，齐白石便经徐悲鸿劝说留在了北平。傅作义邀请了北平一批学者名流，对于自己去向征求意见。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道：“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它在世界建筑艺术的宝库中也属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能免受损失，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徐的直谏鼓舞了在座人士发言，纷纷表示希望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傅后来便采纳了这些学者名流的意见。

为毛泽东画像

建国后，徐悲鸿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积极为战斗英雄、劳模、民工等画像，一心反映新中国建设情况。他还为毛泽东画像，画像上题写“徐悲鸿热爱毛主席”，并在毛主席六十寿辰时撰写对联“言论文章放之四海皆准，功勋伟业长与日月同光”，还想加入共产党，又觉得自己“还不够条件”。

1953年9月，正在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去世，时年只有58岁，“悲鸿的眼睛仍睁开着，民间都以‘死不瞑目来形容人生最大的痛苦，悲鸿就是带着最深沉的悲痛离开我们的。当时，站在我们旁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的眼圈也红了，闪着泪光。这就是悲鸿盖棺的那个最悲哀的夜晚”。追根溯源，徐悲鸿这匹“骏马”是活脱脱被累死的，他为了教育为了艺术为了情感“奔腾”得太猛太苦了。

徐悲鸿逝世后，妻子廖静文将徐悲鸿作品1200多件及徐悲鸿收藏的历代名画1000多幅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并创建中国首个美术家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亲任馆长，还创作完成《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在书中，廖静文写道：“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我能据为己有吗，不能，决不能！”

奔腾如马

“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喜欢马，也喜欢画马。为画好马，他常常跟在马车后面，仔细观察马跑动的样子，甚至反复把玩马的骨骼，画马的速写稿不下千幅。因此，徐悲鸿画马如神，气势磅礴，形神俱足。

徐悲鸿笔下的马，也寄托着徐悲鸿自己的个性和理想。徐悲鸿早期颇有文人的淡然诗意，他的马显示出“踯躅回顾，萧然寡俦”之态。抗日时期，徐悲鸿意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之中，而应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将笔墨更多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和奋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的马和自己一样，仍然奔腾驰骋，只是少了焦虑悲怆，多了欢快振奋。

徐悲鸿这匹“奋蹄”奔腾的“骏马”，在教育、艺术等领域天马行空，终于马到成功，而今他的画作已动辄每幅达千万乃至以亿计。但相对于这些有形的作品，徐悲鸿的爱才之心、爱国之情、傲骨之节更为珍贵，也更值得我们赞赏、弘扬。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