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杰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永恒的文学论题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怎么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1]其实，畅想与追求更好的“人的范式”、想象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乃至于将文明发展的意义更多地寄托在新的人的高贵素质，而不是物质成就上，这种文化心态并非西方所独有。而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文学作品因其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心理-文化的叙事性文本，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时代里人们集中讨论重大思想事件的载体。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致从梁启超起，关于新人、新的生活和新的文化的讨论就成为晚清巨变以来，追寻中国道路的一代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议题。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对理想的人和理想的生活的种种想象和争议，也是自五四以来就有的一条贯穿始终的辅助线。而对这一问题提出、改写和回答，总是和时代的转变、文化范式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1918 年，鲁迅先生以一篇《狂人日记》宣告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创生。其在里面就大声呼叫“救救孩子”，直斥旧中国礼法体系对人的窒息，并全力对新生的一代作为突破力量的可能予以关注和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