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昆明650504）

近代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空前变革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在理念与实践上都遭受了沉重挫折。马克思曾言：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第2卷，3在这一解体的复杂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都遭遇到新挑战并发生着深刻变化，不仅关乎中国传统秩序的应对与调适，更关乎东亚区域政治格局的转型，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态的变革。自先秦至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结构及理念，缘于 “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 及 “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2］661的因素，其间虽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演变，但自成一体。然而，伴随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扩，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政治秩序、空间意识、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激烈的转型与变化。西方民族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传播与民族认识及理解的相互关系等，颇为时人所注意。梁启超在1902年就谓： “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礡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3］787此论从另一维度表现了民族及民族主义话题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重要性。梁启超所言的近世史，是其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对历史分期的一种叙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