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

(1.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2.武汉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描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的一项战略决策，不仅影响到我国的产业发展结构，而且影响到我国的县域治理结构。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和热门话题。县域治理区别于国家治理，县域治理虽然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但治理逻辑和治理性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黄宗智(2008)将县域及其以下的治理模式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1]，反映出县域治理的简约样态。长期以来，“集权的简约治理”成为概括县域治理样态的重要论断。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县域治理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国家力量对社会的植入程度越来越深，单纯用“集权的简约治理”不再能够概括出县域治理的样态。此外，“集权的简约治理”也未能将县域治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展示出来。

基于此，国内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县域治理的样态，探讨县级政府如何推动治理任务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