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广 云

(1.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5；2.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生命政治理论得到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除了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甘本(Ciorgio Agamben)和奈格里(Toni Negri)等生命政治理论之外，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所提出的免疫辩证法是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的。本文首先梳理生命政治理论谱系，阐明免疫辩证法在这一谱系中属于第三条路线；然后解释免疫辩证法的含义，及其作为生命政治理论的两条路线的结合与我们通常所谓辩证法的区别；最后探讨免疫辩证法应用于防疫常态化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一、免疫辩证法在生命政治理论谱系中的位置

要厘清埃斯波西托免疫辩证法在生命政治理论中的位置，首先要梳理生命政治理论的谱系。在谈到生命政治理论谱系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从福柯开始。吴冠军[1](P46)(2016)曾描述过这样一个谱系：“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向：从生命政治的治理论(‘正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转到生命政治的主权论(‘例外状态’下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焦点从作为‘常态化的权力’的生命权力，重新回归在例外状态下决断生死的至高权力。”这个说法比较了福柯和阿甘本：一个是常态，一个是非常态，就是一个“例外状态”。吴冠军认为：“掌握在主权者手里的至高权力(古典时代)与蔓延在各个社会机构中的生命权力(现时代)，在权力施行与操作上正相背反：前者让你活(let live)并使你死(take life)，后者则使你活(make live)、让你死(let 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