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仕

（南宁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院，南宁 530001）

一、引 言

新中国建立之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得到了巨大发展，水库移民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作为一个非自愿性搬迁的群体，水库移民与政府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复杂。“以土为本”和“农业为主”的社会发展现实决定了他们多以后靠安置为主。土地、环境容量与后靠移民的生计密切相关，［1］［2］而耕地结构、空间分布及坡度等条件会影响到后靠移民的生计发展。［3］土地与环境容量的限制迫使移民转变生计模式，而生态农业是后靠移民区域产业化发展的主要路径。［4］然而，由于普遍存在“外部资金的机械注入”和“特色缺失”问题，早期的库区产业发展滞缓。［5］［6］在部分人地矛盾突出、移民就业压力大、移民文化水平偏低、移民环保行为滞后于环保意识的库区，［7］发展库区旅游业成为解决后靠移民生计的可能路径。［8］［9］

国家的水库移民政策保障了移民的基本福利，但后靠瓦解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其生计遭受损害。郭程、汪洋针对三峡库区（重庆）后靠移民和外迁至山东的移民问卷调查显示，外迁至山东的移民与就地后靠移民相比，前者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也较高。［10］类似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同安置模式下移民生计发展质量存在较大差别。［11］虽然后靠移民生计资本总量略高于外迁移民，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但自然资本可能受损，存量较低。［12］与原住民的生计资本特征相比较，后靠移民的生存空间狭小，可资利用的资源窘迫，权利难以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