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永远忘不了七岁那年挨过的那一耳掴子！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农历六月天，空气里弥漫着干燥的黄土和羊粪混合的气息，场面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豌豆秸，我们一伙小娃们绕着豌豆秸垛子耍藏猫猫。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藏身的背静地方，正准备揪一绺豌豆秸作掩护，猛不防听见村里有人喊：“换杏儿来，换杏儿来，甜核大红杏儿……”

我们一伙小娃们几乎同时都支棱着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个声音，待确定下来确实是换杏儿的来了，我们就顶着一头一身的豆秸花子，顺着那声音飞跑到了村头那棵大柳树下。

那个卖杏老汉是离我们村不远的红崖儿村的，按照方言发音，红崖儿村读作“红nier”，我总是管这个村叫“红女儿”，因为我妈小名儿就叫个红女儿，这个名字是我姥爷孟绍义给取下的。

那杏儿可真是好啊，核桃大小，红脸蛋儿，远远就闻见一股一股的香味直扑鼻子。我们一伙小娃们都围着装杏儿的篓子，瞅着大红杏儿咽口水。卖杏儿老汉从篓子里拣出熟过头的，挤压得快破肚的杏儿，一人喂我们一个，含着杏儿，只需舌头一顶，蜜一样的香甜绵软就在嘴里化开了。卖杏儿老汉说，回家找你妈要鸡蛋挖粮食。那时候，村乡人家手头没有闲钱，流行物物交换，换来换去，等换成钱的时候不知道要倒几手。

娃们都撒开腿回家央告大人去了，他们生怕卖杏儿老汉挑着篓子转到下一个村子，一边跑一边让卖杏老汉一定等等。

我不敢回家跟我妈要鸡蛋挖粮食，我们家的鸡蛋和粮食金贵得很，在大洋柜里锁着，那把一柞多长的钥匙就在我妈裤腰上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