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珊霞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90）

自宋代以来，四书便取代五经，作为中国人的主要思想教化体系之经典。基于此，阐述与解释四书的著作与日俱增。当然，其中用力最著的人就是南宋儒学巨擘朱熹，他影响最大的书无疑是《四书章句集注》——士子们科考的专用教材。其实，朱子对四书用力之勤，绝非一本《四书章句集注》所能尽的；朱子还编辑了《论孟精义》，汇集了二程、张载等十一名北宋理学家对于《论语》与《孟子》的阐述与解释。除此以外，平素与门弟子之切磋问答，被宋人黎靖德编入《朱子语类》，其中的卷十四-五十四，俱是关于四书之解释与申述，同时，还有《四书或问》一书行世。元代以来，因朱子之学被钦定为官学，学者们对四书用功益加精进，讲论四书之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最著名的有明人吕留良的《四书讲义》、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清人李光地的《四书解义》等。

四书何以重要？依朱子的理解，因四书乃进学之本、求“道”之要也。古之士子因四书为业，故重章句、注疏，由之而豁然贯通以求“道”，是以对“道”反而言之甚少。今之人职业分途，术数各异，很少以四书这样的经典为志业，自然无暇精读章句，细研注疏，由是豁然贯通以求“道”者鲜矣。于是，对今人讲论四书，宜直接豁显“道”而通贯之，陈立夫先生的《四书道贯》就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解释以“道”通贯四书之理由时说：“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结集十二亿余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而不坠者，以吾祖先及早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理，垂裕后人，遵守弗渝，此一原理，称之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