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远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为标志，形成了一场“全球结社革命”。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来解释非营利组织，伦理学理论如利他主义和功利主义，政治学理论如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经济学理论如市场失灵和慈善资本主义，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法学理论如非营利产权理论和法人理论，管理学理论如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等。还有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比如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尚未形成清晰的非营利组织理论体系。

本文试图整合上述理论，将它们纳入到由制度环境理论、需求方理论和供给方理论构成的一个简明框架之中。其中，制度环境理论说明一国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空间及其相对地位。需求方理论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需要非营利组织。供给方理论解释了谁来创建、为何创建以及如何创建非营利组织。必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需求与供给的对象不是指商品和服务，而是指非营利组织。

一、制度环境理论：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非营利组织是社会部门的重要组织形式。国家与非营利部门的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讨论西方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时，一些学者将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视为两种代表性的并且是相互对立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有两种典型形态：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主义形态，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法团主义形态。因此，法团主义不是公民社会的对立物，而是一个与多元主义相对的概念。

美国是典型的多元主义公民社会。然而，美国式公民社会具有其独特性，并非普遍现象。由于这种多元主义结构容易引发难以解决的社会冲突和不协调，瑞典、荷兰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法团主义理论。每个类别的代表性组织都是由国家发起的或许可的（如果不是由其建立的话），并赋予其代表各自领域的垄断性地位。相对于多元主义的“自由竞争”价值，法团主义特别重视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整合，即如何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在法团主义结构下，公民团体被吸纳到国家体制之中，这些团体的代表性地位和联系渠道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在有关政策制定时，它们有义务向国家提供意见。国家与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与社团都依靠并且服务于同一群公众。

非营利组织不仅是一种结社形式，也是一种服务机构。非营利组织作为服务提供者可以成为一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它们开展服务的领域和对象，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某项服务是由市场、政府还是非营利组织提供，并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由消费者在开放市场中自由作出的选择，而是受到历史形成的供给模式的强烈影响。这种制度选择的动态过程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某种因素线性变化的结果。

非营利机制作为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供给机制，反映了权力在社会各阶层、国家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的博弈。比如说，在欧洲，非营利组织与教会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教会当局与公民政权达成和解时，比如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志愿组织就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制度环境决定了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及其在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二、需求方理论：为什么要有非营利组织

尽管非营利组织在各种文明中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是近半个世纪内作为服务和表达机制建立起来的。为什么需要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之外，建立一种非营利性机制呢？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理论说明了非营利制度的优势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机制之不足。然而，非营利制度也有缺点，也可能出现失灵现象。因此，近年来新公共治理范式席卷全球，主张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相互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

市场失灵是相对于市场成功而言的。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失业、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市场失灵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愿意提供产品和服务，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失灵。契约失灵就是典型例子。另一种是市场不愿意提供某些产品和服务，出现供给不足而导致市场失灵。

市场提供某些产品和服务时容易出现契约失灵现象。契约失灵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汉斯曼（Henry B. Hansman）提出来的。契约失灵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欺骗消费者以谋求利润。在人类服务领域，契约失灵经常存在，并且难以矫正。比如医疗保健服务领域，医生与病人之间就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病人难以评价医生的业务水平高低，也难以评价医生的行为是否恰当。另一种常见情况是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往往存在购买者与消费者分离。比如家长很难判断幼儿园的服务质量，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在这些情况下，由营利性机构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很可能出现生产者欺骗消费者以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甚至出现逆向选择，即由于更多消费者选择劣质品，导致劣质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而优质产品生产者被淘汰的情况。非营利组织由于受到非分配约束，利用信息不对称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可能性比营利性生产者要小得多。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此类服务，可以减少契约失灵问题。非营利组织的“非分配约束”通过消除利润动机，对生产者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约束。

市场供给不足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由于市场机制鼓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有利可图的领域，产品和服务供给充足甚至过剩；在无利可图的领域，产品和服务往往供给不足。尽管市场缺乏满足这些需求的动力，但人们有权利获得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产品和服务就成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然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也可能出现失灵。

韦斯布罗德将西方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归因于个人对公共产品的不同偏好与政府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政府只是一个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其提供任何公共产品的决定都是由政治决策过程通过投票做出的。投票结果往往反映“中位选民”的需求，导致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过度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特殊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赤贫者等弱势群体，他们最需要帮助，但在投票过程中他们的需求却很容易被忽视，因此导致了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具有决策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很多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就是为这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服务，正好可以填补政府失灵留下的空间。

尽管非营利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但是其自身也可能出现失灵，即志愿失灵。萨拉蒙总结了志愿失灵的四种表现形式，即慈善不足、慈善特殊主义、慈善家长作风和慈善业余性。慈善不足是指非营利组织很难动员足够的资源提供普遍性服务，其服务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慈善特殊主义或狭隘性是指非营利组织通常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比如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宗教派别、特定区域的居民、特定的年龄或性别、特定疾病的患者群体等等。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组织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有强有弱，服务水平在不同群体间就会呈现出很大差异。慈善家长制是说非营利组织可能让服务对象产生依赖性，难以培育受助者的自力更生意识。同时，掌握慈善资源、控制非营利组织决策权的人在为谁服务和提供何种服务方面拥有发言权，他们作决定既不必征求受益人的意见，也不必向公众负责。业余性是说非营利组织往往利用志愿者提供服务，而志愿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往往不如专职人员。

由于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主张三类主体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的新公共治理范式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范式。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福利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原本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包括服务）成为社会福利的内容，公民享有获得这些产品的权利，而政府负有提供产品的责任。同时，政府逐渐从直接提供福利产品，转变为通过社会力量，尤其是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政府作出决策，为社会福利产品提供资金并进行规制。

三、供给方理论：人们为什么从事非营利活动

仅有对非营利组织的需要，而没有人出面建立非营利组织，它是不可能出现的。商业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利润的驱动，在利润动机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们创办非营利组织的动力来自哪里？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超越经济利益来追求社会价值呢？人的动机和行为极其复杂，他们创办非营利组织、开展非营利活动既有道德情感的因素，也有制度理性的因素。

道德情感力量中最常见的就是利他主义。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是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公益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这些人以增进他人的福祉为唯一目的，并为此感到真正的快乐。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社会企业家往往怀有利他主义精神。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利他主义动机总是与自利动机杂糅在一起，甚至有一些人从事非营利活动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自身利益。人们从事非营利活动的动机既有利他主义成分，又期望获得某种回报，有时是经济方面的回报，有时是非经济性的回报，比如地位、荣誉、权力等等，甚至是传播推广某种价值观和信仰。不过，动机作为一种主观状态是难以观察到的，能够观察到的只有行为及其结果。

宗教往往宣扬利他主义，但是宗教团体开展非营利活动不一定是纯粹利他主义的，也可能是为了同其他教派或世俗力量展开竞争。今天，宗教背景的组织仍然是西方国家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不应当用纯粹利他主义的标准来要求非营利组织的雇员，否则就可能出现道德绑架。非营利组织雇佣了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有权利获得与贡献相当的报酬和待遇。工资和福利等是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成本，不涉及盈余分配，不受非分配约束的限制。当然，如果他们给自己支付高得离谱的工资和福利也是有违道德 的。

如果说利他主义是道德情感动机，那么慈善资本主义之类的理论则提供了制度理性方面的动机。慈善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传统之一。慈善资本主义是慈善事业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慈善资本家企图将私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社会领域，通过建立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按照私人意志开展慈善事业，以减少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矛盾，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改良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而且发起了一场慈善资本主义革命。首倡者是19世纪末以安德鲁·卡耐基为代表的早期工业资本家，继承者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企业家，创新者则是杰夫·斯科尔等互联网新贵。“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1889发表的《财富的福音》（Gospel of Wealth）一文，堪称慈善资本主义的宣言。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卡耐基首先为资本主义辩护，他说：“竞争法则造成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平等……一切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是从承认以上基础的大前提下出发的，不是要改变现在的造成财富集中的制度——这是才能加上勤奋的结果——而是要最好地使用这笔最大的剩余财富。”卡耐基认为富人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树立一种简朴、不事张扬的生活方式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满足家人恰如其分的合理的需求。剩余财富的用途有三种：一是死后传之子孙，二是死后捐给公益事业，三是财富的主人生前妥善处理。第三种方式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死而富有是可耻的，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捐赠财富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和帮助最优秀最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卡耐基明确提出了富人捐赠的最佳领域：建大学、公共图书馆、医院、公园、公共游泳池，或者捐给教会。今天，新一代慈善资本家们正在运用商业模式来从事慈善活动，使之更加贴近慈善资本主义的本意，这种理念也被称为包容性资本主义。

不过，应当看到，富人从事慈善其实也是他们参与政治、获得社会权力的一种途径。金融家索罗斯捐出几十亿美元，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然而，为什么要由富人来决定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呢？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质疑这些财富来源的合法性，从而产生对他们的不信任。公众应该始终质问慈善资本家，他们合法获得的财富中有多少用于慈善捐赠，纳了多少税，应该信息透明并且可以问责。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些，政府就应该加以规制。

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社会企业家理论。社会企业家理论是企业家理论在社会领域的应用。企业家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社会企业家理论也应该成为现代非营利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基本功能是实现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技术创新，而是管理创新，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借鉴企业家的概念，社会企业家是指致力于运用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那群 人。

社会企业家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对于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一直远未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需要社会企业家的推动，每个成功的非营利组织背后都至少有一个富有创新能力的社会企业家。不过，社会企业家既可以利用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利用其他组织形式，如社会企业作为社会创新的载体。与企业家理论相比，社会企业家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与之相关的还有社会创业等理论。

除了上述这些理论之外，还有很多理论也与供给方有关，比如社会影响力投资介绍了公益慈善领域的市场化工具，很多非营利组织都有所尝试。此外，还有与非营利组织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相关的理论也可以归入供给方理论。

四、结论与讨论

前面从制度环境理论、需求方理论和供给方理论三个维度简要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总的来看，与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相比，尽管非营利组织理论还不够成熟，但已经从各个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基本的非营利组织理论体系。然而，这些理论主要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制。我们必须要在研究借鉴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理论体系。这里不妨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例来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社会组织的爆发式增长，引起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那么，如何定义和解释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些学者强调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续性，认为比较符合法团主义模式。有些学者认为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范式都不适用于解释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提出了一种更强调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分析框架。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或概念得到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认同。其他理论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但是，尽管这些理论的内容也许不太适用，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值得我们思考。慈善资本主义在我国不适用，那么，社会主义慈善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