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笑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1895年8月，日本人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 人类学教研室派遣进入中国，进行考古学调查，在热河省（包括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多处地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细石器是其中最为常见的遗物。此后，法国人桑志华的调查也有了类似的发现。虽然尚未形成红山文化的概念，但却已显示出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兴趣。

1921年6月，安特生与加拿大人步达生（D•Black）一起发掘了位于辽西地区的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他们按水平深度将洞穴内堆积辨识为六层，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人骨等。1924年发表的《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①中，将大部分遗物归入仰韶彩陶文化系统，把年代定为相当于仰韶文化或稍迟，并认为属于同一种文化。后来的研究显示这些遗物多属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②。安氏锦西沙锅屯遗址的发掘，应该是红山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首次发掘，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当时并没有识别出这样一支特殊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却开启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工作仍以调查为主。

自1922年开始的十年左右时间内，桑志华（E•Licent）与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在此区域内进行了多次的地面踏查和标本采集工作。1930年，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为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考古队完成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发掘后，在回京途中进入当时的热河省，对包括后来确认为红山文化在内的诸遗址进行了考察③，但由于时间紧张未能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此后，直到1935年，由日本人滨田耕作率领的考古队在内蒙古赤峰市发掘了红山后遗址，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④。报告中，把红山文化一类遗存命名为赤峰第一次文化（即第一期文化），也叫彩陶文化。

之后，就辽西地区相关发现，学者们展开了以文化命名为主题的讨论。1955年，尹达在其《中国新石器时代》⑤一书中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将赤峰第一期文化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压制石器共存，之字纹陶、彩陶和泥质陶共存作为判定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虽然此时对于红山文化的内涵认识仍相当有限，却将“红山文化”提到了研究者的面前，正式开启了红山文化的研究。

由于资料和认识都相对有限，处于初始阶段的红山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红山文化的性质问题，需要确定的是红山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或者是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或变体？这个同时发现了大量细石器还有彩陶的文化，到底是彩陶文化（农业），细石器文化（采集狩猎）或者是二者的混合文化性质和源流成为研究的重点关注内容。

随着考古工作成果的逐渐丰富，红山文化的居址、墓地、窑址等逐渐都有发现，对于红山文化的认识也逐渐丰富，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辽宁朝阳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则将红山文化的研究重点推向了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和文明起源方面。

1979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石砌建筑址、玉器与陶塑人像⑥，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5485±11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1982年8月初，苏秉琦先生在河北蔚县三关考古工地现场会上获悉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后，当即建议下一年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在辽宁朝阳召开，考察东山嘴遗址并讨论相关问题。1983年秋冬，牛河梁的发现面世后，夏鼐先生兴奋不已，建议1985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在沈阳召开，可惜先生未能等到开会就驾鹤西去，留下了遗憾。

东山嘴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发现妇女陶塑像和与之相关遗迹的遗址，东山嘴祭祀遗迹的发现引发了红山文化宗教和社会性质讨论的热潮⑦，也是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回避的研究内容。

1981年，出土玉器的牛河梁遗址被发现，研究者确认这是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东南与东山嘴遗址直线距离约33公里。1983年，正式开始了持续二十年的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女神庙”与各类积石遗迹成为最初对牛河梁遗址有所认识的“坛、庙、冢”的基础。

东山嘴和牛河梁的考古发现是在红山文化研究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震撼。此前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刚刚肇始，唐兰先生因大汶口文化陶文的发现，提出了要把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聚焦点由距今4000年提早到距今5000年左右。

东山嘴与牛河梁的发现，一时间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焦点。在非传统的文化中心区域的这些重要发现将学术界的目光聚集到了辽西区这片传统意义上的“蛮荒之地”，也使得红山文化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苏秉琦先生在其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怪圈”：“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他进一步阐述了第一个“怪圈”的表现：“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第一个怪圈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因此，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作重心均聚焦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原中心论。学者的研究也大抵出于这样的看法。安志敏先生于1959年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阶级社会统治王朝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也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石兴邦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另外，从客观条件上讲，囿于当时的学科发展，中国考古学的一项主要工作，仍然着重于各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引起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契机，一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迅速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交流，当时国际学术界比较前沿的理论、思潮进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思考；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发现。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考古学实践，苏秉琦先生于1981年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块，他是这样描述六大区块及其相互关系的：“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到1996年他撰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系统阐述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期间多次提及红山文化东山嘴和牛河梁的发现，并有了“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这些发现为区系类型理论的深化提供了证据，开创了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模式。

其后，又有多位学者得出了类似的论述，严文明先生1987年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重瓣花朵”模式，他指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其周边的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先生1986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2000年，赵辉先生发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一文，系统论述了中原文化“丛体”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原与周边文化圈的互动。这些新的认识、新的模式，看似是中国考古学漫长发展而来的必然，但都离不开红山文化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等遗址、良渚文化以及后来的陶寺、石家河、石峁的重大发现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与思考。

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贯穿、伴随着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始终，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重大发现，带给中国考古学的冲击与思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一、中国考古学本体的新认识。在当时的语境里，红山文化的发现大大超出了对史前文化的一般认识，它的一般特征是用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一般特征所无法解释的，因此，自然把它联系到了文明起源阶段，或者认为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它的发现无疑成为了当时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引领作用，包括1983年7月召开的东山嘴遗址现场研讨会、1991年召开的文明起源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均与之相关，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无疑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开端。自红山文化的两项重大发现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热点课题之一，直至现在。

经过百年历程的红山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红山文化的特征、性质等的认识逐渐深入，也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提供过重要的信息和启发，但红山文化的研究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考古新发现层出的时代，新的考古发现所带来的轰动很快就被更新的发现所替代，现象所表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特征及意义成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深入解决的问题。最初震惊学术界的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不足以支撑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古工作也开始从考古发现引领研究方向转为以课题研究带动考古发掘，突破地域和学科的局限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规划和推进红山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趋势。

2020年8月，国家文物局公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随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集合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的红山文化跨区域合作团队成立，开始筹备申报红山文化考古中国项目，目前除上述科研机构之外，项目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同参与。

新时期的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将打破地域的限制，从整体上对红山文化研究做出规划，集中力量逐步解决红山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地域思维的局限，课题组拟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作为学术指导组，从更宏观的层面把握红山文化的研究方向，确定学术目标，综合利用调查、发掘等传统考古学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支撑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推进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目前，围绕这一目标的工作正在开展。

红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仍然在持续，或许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才能逐渐破解这支远古文化的密码，期待着它能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入活力。

注 释

①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年。

②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③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⑤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⑥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6期。

⑦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