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斌

船驶出海河船闸时，乍暖犹寒的海滩上残冰尚存。过了大沽灯船，迎面扑来的却是渤海桃花汛的强烈骚动。绰号“一杆枪”的老船长杨瞎子也异常亢奋，他挥舞着足有两尺长的铜锅旱烟枪，挨着舱门儿瞎诈唬：“你们这些死没出息的码头喜儿，离开老娘儿们的热被窝，就像丢了魂儿。起来，都去给我备网，错过大网头看我不活剥你们的皮。”在船上，船长就是上帝老天爷，何况他那滚烫的铜烟锅又从来不吃素。于是，我们这些海狼崽子便一窝蜂地往后网台奔。下网了，但没过一个小时又响起上网的电铃。“要下风，”一杆枪仰面观天，“再说，这儿的海床子也不干净。”

果然，渔网出水，竟是万千张牙舞爪的青壳梭子蟹。在肠道流行病成灾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这可是边防检疫部门谈虎色变的疫情污染源。当我们把满甲板爬的海蟹抛回大海时，突然袭来的大风也降临了。我想，该回港避风了，一杆枪却稳坐钓鱼舟。他说：“抢风头、抓风尾，若不铤而走险，又怎能直掏大海的心窝子？”

但是，随着风浪的增大，我们都败下阵来了。最后，舵楼里只剩下一杆枪，他老人家，直挺挺地坐在高脚凳上，轻巧地用脚拨舵轮。不吃不喝，仿佛所有的精气神儿都来自灼热的烟袋锅。突然下网的铃声又响起来了。虽然风浪仍然很大，却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投网不久起网的铃声又响起来了。难道，这一海域的底质仍然不干净？随着起网机的隆隆转动，宝石项链般的网口浮漂在船尾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