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煜 王广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复旦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自19世纪中叶始，中日两国都深深感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为了探查西方走向强大的原因，两国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迎来了翻译的“黄金时代”。1883年，矢野文雄描述日本的翻译盛况道，“方今译书出版之盛，其数几万卷，何止汗牛充栋”。(1)矢野文雄：《訳書読法》(1883年)，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第十六巻·外国文化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28，第455页。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两国的翻译以学习西方为主要目的，虽有相似之处，却也呈现出路径的差异。除了西方路径以外，中日两国也曾相互经由对方国家获取西方的相关信息。在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领域，该状况尤其明显，进而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动向、社会制度、思想演变、语言表述等。

基于这一状况，本文将在比较近代中日两国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史的基础上，考察两国在翻译西学问题上的相互影响和正向互动。同时以进化论思想在中日两国的翻译传播为例，深入探讨“翻译的思想”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一、状况的共有：近代西学译介的诞生

中日两国之所以经历翻译的盛况，与当时两国所面临的时代状况息息相关。概括而言，该时期中日两国在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相似的特征。

第一，中日两国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打开国门，这一历史背景都给近代翻译史带来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