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美,马理辉,李 蕊,柯增鸣,杨金贵,刘 铮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杨凌 71210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杨凌 712100 4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杨凌 712100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杨凌 712100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凌 712100

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物量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1],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植被根系能够连接土壤和大气,在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森林生态系统地下部分分解缓慢,碳库作用明显,其地下生物量的大小及分布是研究生态系统模型模拟和预测全球碳循环的关键所在[3- 4]。前人研究表明[3- 5],植物生长及生产力是由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共同驱动的。

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生物量的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是指年均温、海拔、降水、土壤类型、地形等环境因子。在潮湿的热带常绿阔叶热带森林中[6],森林生物量增长速度为5×10-13Mg hm-2℃-1,在年均温升高的情况下,植物地下生物量和碳储量明显增加。海拔主要通过温度效应影响植物的生长和生产力,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高山草甸植被地上生物量会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减小[7]。年均降雨量是影响生物量的重要的因素,如年均降雨量小于650 mm的非洲热带草原,稀疏林木生物量的大小随降雨量增加而线性增长,并且降水改变会极大的影响生物量的大小及分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