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钊

犹太人的苦难固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和公元70年的圣殿焚毁，但犹太人解放之问题却完全是一个现代问题，正是启蒙运动开启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才使犹太人的被压迫变得不可忍受。解放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而“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关键却是，犹太人是同化为“人”，还是作为犹太人而获得其解放？一个文化独特、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如何在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里获得其本质存在？犹太人问题既是特殊的，又如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所说是普遍性的。它以相同的方式提给了正在奋力谋求复兴的中国人，同样是文化刚健、历史深厚、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现代政治世界里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中国人而获得解放(复兴)？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回答犹太人如何在现代社会里获得解放，反倒给出了一个“答非所问”的方案：犹太人的解放在于社会的自我解放。与其说马克思的回答“不得要领”(2)[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29页。，毋宁说他发现犹太人问题在现代性框架下是无解的。马克思方案对现代中国人的启示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充分掌握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辟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

一、鲍威尔的同化主义方案与马克思的回应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犹太人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隔都”生涯。隔都是强制性的种族隔离，犹太人被要求必须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居住区内，并承受税赋、婚育、就业、教育、迁徙等多方面的政策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