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仁杰/安徽大学

一、积极参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

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生于安徽合肥。幼时跟从本地基督教会医院里一位美国教士学习英文，后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1906年，进入芜湖安徽公学，得到刘师培和陈独秀的重点培养。在此其间，刘文典参与岳王会活动，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孙中山英文秘书。1908年底，刘文典追随恩师刘师培，东渡日本求学。不久，又入章太炎门下，研习经学、小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文典还跟随苏曼殊学习外国语言文学，为以后翻译外国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底，刘文典回国后在上海《民立报》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与范鸿仙、于右任、邵力子等同事，用“刘天民”“天民”等笔名发表文章，孙中山访问《民立报》报馆时，亲切接见刘文典。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再度赴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党部英文秘书。1915年9月，刘文典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第一卷第九号上发表《唯物唯心得失论》。随后，经常在《青年杂志》撰文。1916年，刘文典回国后，开始对政治失望，转向教育领域，欲以教育和学术报国。

1917年，刘文典经陈独秀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选》《校勘实习》等课程。

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场改革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次全面的自我革新与完善，从整体上构建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文化精神。陈独秀、胡适、王星拱、刘文典等既是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的实践者，又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此时的刘文典不仅积极地参与到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中，同时还担任着《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之职。1921年9月，刘文典完成了享誉至今的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1923年3月，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北京大学的十年教授生涯，为刘文典在更大层面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主政安徽大学

1927年11月，刘文典应安徽省政府的邀请，担任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13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推选刘文典为安徽大学预科主任。1928年8月，安徽省政府聘请刘文典为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主持校政，代行校长职权。

刘文典在主持安徽大学校政期间，积极维护学校和师生的权益，坚持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希望安徽大学从建立之日就能象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一样，做到“兼容并蓄”和教授治校。

刘文典主张“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应昂然于世，大学的使命和责任应超脱于任何潮流、不受任何派别控制。实际上，安徽大学筹备之时，安徽省政府本打算邀请胡适来主持，但胡适不干。刘文典曾经在信中批评胡适“你究竟是个安徽人，对于本省的教育，似乎不能再漠视了。你自己成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就尽看本省一般青年们不知道戴东源、王念孙、杜威、罗素是什么人，心里总有点不忍罢？”[1]由于不利的环境，刘文典在筹备安徽大学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处受人欺负”[2]，以至于他自己自责“把安大预科办的不成样子”[3]，常常对人说“这次回来，在祖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4]。

刘文典积极提倡学术自由、推行新式教育。他认为教育是自主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一批有先进理想的热血青年，继而为国家的自强而努力，教育只有摆脱体制的干预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大学才会有独立的精神，自由开放的思想。于是，刘文典积极改变旧的办学体制，亲自拟定《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

《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共九章十七条，确定校名为“安徽大学”，宗旨为“研求学理以期造成新中国之学者及建设人才”，在校务管理上采取“会议制”：

（甲）校务会

以大学各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文书主任及教授选出之代表组织之，其会议之权限如下：

（一）教育方针；

（二）全校风纪；

（三）各学系及科之增设与变更；

（四）各学院相关联之课程事项；

（五）考查学生成绩事项；

（六）提出各学院之总预算于评议会；

（七）复核各学院之决算；

（八）决议于评议会之议案；

（九）提决教授会之议案；

（十）其他关于各学院之共同事项。

（乙）教授会

（一）以教授制……设之权限如下：

（二）选举评议会及校务会之代表；

（三）建议于评议会及校务会；

（四）讨论评议会及校务会交议事项；

（五）其他关于教授全体之事项。

（丙）学院会

以本院长、系科主任、教授、副教授及有关系之他院系科主任、教授、副教授组织之，其会议之权限如下：

（一）提出本学院之预算；

（二）复校本院系之预算；

（三）议定本学院之课目及课程；

（四）为本学院事建议于评议会及校务会之议案；

（五）审定本学院学生毕业论文[5]。

上述这些条款与蔡元培主张的“教授治校”的理念一脉相承。1912年10月24日，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颁发由他亲手起草的《大学令》，其中就明确提出要设立评议会，大学各科设立教授会，“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学校事务由校长等少数人说了算的专制管理，是民主思想的反映”[6]。这一主张在北京大学得到了较好的实践，进而影响到在北京大学任职的刘文典，并伴随着他在安徽大学执掌校政，具体而细致地落地到安徽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如《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第六章“职制”就明确规定，“本大学各学院设院长一人，每院之系或科，各设主任一人，由院长聘任之”，“各学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均由院长依据大学教授条例聘任之”[7]。刘文典这种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明显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办学理念的影响。

刘文典希望安徽大学是一个自由的所在，不受外在世界权力、商业、世俗等的干扰，能够让每一个在安徽大学读书的学生静静地享受学术的滋养。因此，一时间安徽大学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重地，不少学者慕名来安徽大学任教。刘文典这种崇尚学术自由的理想与国民党安徽省当局，尤其是时任安徽省教育厅的厅长韩安发生了矛盾，因此，安徽省教育厅总是以各种理由干涉学校内部事务，并时常以各种借口搜查学校，制造事端。

刘文典在主持安徽大学校政期间，还不遗余力地保护学生。大革命失败后，青年学生成为当时国共两党重点争取的群体之一。安徽大学在每年招生的时候不是以政治信仰作为入学的标准，而是以学生的成绩和品行作为重要的准则，因此，一旦考入安徽大学便成为众多安徽大学学子中的一员，刘文典就会尽校长的责任去努力地保护他们的权益。1928年初，刘文典突然接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密令，要求其对一名姓王的进步学生严密监视。刘文典在收到密令后立即找到该学生询问，在了解情况后，刘文典立即派员秘密将该学生送上轮船急速离开安庆。当晚，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派人到安徽大学搜查，结果，没有找到此学生。刘文典这种保护学生的做法，再次引起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不满。

正是因为刘文典爱生如命的办学作风，使得安徽大学成为了进步青年入学的首选目标。安徽大学文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后，流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俞昌准、刘树德、王金林、陈一煌、欧阳良劭、刘复彭等都纷纷考入安徽大学”[8]。他们利用安徽大学学生这块招牌掩护自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趁着夜深用炭墨在学校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还经常散发、张贴一份名为《血光》的革命刊物。安徽大学学生晚上下自修回来后，经常一翻被褥，就能看见八开纸油印的《血光》，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原来学校里还真有共产党！”[9]对于这些，刘文典其实非常清楚，但他没有反对。因为，他认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即使有学生发表各种主张，也只是一种言论自由；大学需要的是这种自由，这样，学生的头脑才没有被禁锢，学术才能自由。然而，刘文典这种做法遭到了一部分人的痛恨，一些人向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举报刘文典通共，虽然最终此事不了了之。但是，一些安徽大学学生却为谣言所震怒，他们联合起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刘主任被控有共产行动，生等惊闻之下，愤慨同深。刘主任精通中西学术，而国学尤称独到，为人诚恳率真，热心教育，此次办理预科，尤见精勤剀切之忱，生等景仰靡穷绝无控告之举。所谓宣传共产尤属子虚，显系奸人盗名诬控”[10]。

三、顶撞蒋介石

1928年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办纪念建校13周年联欢会，因入场问题，安徽大学学生与女中学生发生冲突。女中校长程勉下令中止活动，部分学生捣毁了礼堂的门窗、座椅。程勉随即赴省教育厅报告此事，要求保护女中安宁，教育厅厅长韩安称安徽大学不属教育厅管辖，不便直接干涉，派员请刘文典主任赴现场劝导。次日，第一女子中学教职员学生百余人，列队赴安徽省政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教育厅请愿，至黄昏始散。当晚，韩安召集中等学校校长开会，商讨解决办法，推举李相勗、毛保恒、史仲文三位校长分赴安徽大学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为双方调解。省立女子第一中学也派出三名代表与刘文典晤面，要求开除杨璘、周光宇、侯地芬三人。刘文典说：“此事事出突然，实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本人为公为私，对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全体十分抱歉，只是现在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务请原谅”[11]。后刘文典虽应允正式道歉，赔偿损失、负担受伤学生、女仆的医药费，但对开除杨、周、候三人一事，声称暂难办到，需等查明案情后再做处理。而此时，中共地下组织安庆市委和安徽大学党支部利用国民政府管理混乱局面，带领安徽大学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掀起学潮并将矛头指向程勉，向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韩安请求撤换程勉，制造“反程勉风潮”。韩安没有满足安徽大学学生的要求，于是，安徽大学的学生进一步打出反对韩安的口号。

1928年11月28日，刚刚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校阅军队、考察政治名义巡视安徽。蒋介石到达安庆，未及休息，“由省府乘藤舆出东门，往游迎江寺振风塔”[12]，道经安徽大学预科，遂入内参观。刘文典并未按常理露面，只派了学校秘书、学监等一般职员参与接待。据亲历者、安徽大学毕业生吴东儒回忆：“有一天早晨，我们预科学生正在上第一节课。蒋从北门出城游览菱湖，路过百子桥，他听说这里是安徽大学，就停下来。侍卫留在大门外，他同几个卫兵穿过斋舍走廊，一直走到两座教室楼中间一排柳荫下站着，环顾四周。我们从教室一齐拥出来，手扶栏杆注视着他，谁也不敢作声，静悄悄地听到他们皮靴和沙石地的撞击声。蒋似乎感到有些没趣，转身就和随从走了”[13]。蒋介石回到住处不久，即有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代表请求谒见。这时，与刘文典积怨甚深的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韩安便向蒋介石汇报了安庆发生的学潮，并指控刘文典为此次学潮的后台。

蒋介石在传见了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请愿代表后，马上召见刘文典。蒋介石当面质问刘文典，刘文典一开始就说“此事发生，为安徽教育之大不幸，自身不能解决有劳总司令动问，益觉汗颜，现在已与程校长和平了解矣”[14]。但当蒋介石要求刘文典交出参与闹事的学生和“煽动学潮”的共党分子时，刘文典表示当时闹事的不止安徽大学一校学生，并说此事“内容复杂，不能负责，并云其中尚有黑幕”[15]在言语上顶撞蒋介石，当蒋介石问刘文典“有何黑幕，尽可直说”[16]，要求惩办参与学潮的安徽大学学生时，刘文典一再表示内容复杂，始终不肯严办涉事学生。29日，蒋介石以“治校不严”的罪命将刘文典扣押省府院内。

刘文典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安庆各界人士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徽大学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安徽大学师生还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和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这时，《醒狮周报》及时刊登了题为《近事杂评：（十六）评刘文典君被辱事》，该文指出“凡是读书识字或稍稍留意学术界情形的人，大概都知道刘文典是个什么人……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资格，出治军旅，既要干预教育事业，对于一个大学的主任像刘君这样的学者，当然应该优礼有加……现在既毫不客气的下个条子叫他到辕门问话，已经算是一种公然侮辱”[17]，该文指出“中国还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野蛮国家，我由这件事更可确确凿凿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不学无术蹂踏人权的军阀”[18]。胡适也在《人权与约法》中说“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19]。与此同时，鲁迅也在《知难行难》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20]。刘文典的做法也得到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赞许，章太炎为他写下了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退祢正平”颂扬刘文典不畏强权的气节。

之后，在蒋梦麟、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力保下，蒋介石答应释放刘文典，但要求其立即离皖。刘文典经各方保释，恢复自由后即赴南京，12月9日，由南京致函安徽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勉以安心向学，努力校务”[21]。获释后，刘文典再次北上，重新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但他仍然心系安徽大学，关心着安徽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