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控制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036）

1 引言

英国的伽利尔摩·马可尼于1895年发明了全世界首个无线电通信电台，并在1896年申请了专利，随后创办了商业公司对该技术进行推广性应用。经过不断改进，1901年马可尼发射的无线电通信信号成功穿越了大西洋，从英格兰传到了加拿大的纽芬兰省，从此开始，无线电通信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应用，并在各类军事行动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2］。随之而来，在军事上对无线电通信信号进行侦察和干扰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从而孕育了电子战这一新兴学科方向，并促进了电子对抗的诞生。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电子对抗诞生的标志是1904年4月14日日俄战争的无线通信电台干扰事件［3］。在这一事件中，日军装甲巡洋舰“春日”号和“日进”号炮击俄国在旅顺港的海军基地，日军同时派遣一些小型船只在附近观察弹着点，并用无线电通信发报机报告射击校准信息。此时一名俄军的无线电操作员收听到了日军发射的这些信号，意识到其重要性之后立即用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发报机在同一频点上发射信号来对其实施干扰，使得日军舰炮操作手无法接收到前面观察哨反馈的炮击弹着点误差校正数据，从而使得炮击造成的伤亡与损害都很小。这是无线电通信干扰首次在人类战争中成功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通信对抗作为电子对抗的一个重要分支率先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上述事件是全世界电子对抗发展史的开端，而对于中国的电子对抗事业来讲，在中国历史上电子对抗是怎样诞生的呢？其早期发展历程又如何呢？这些信息在各类文献中均少有系统的归纳与全面的总结。鉴于这一情况，我们通过大量查阅历史文献与网络资料，对20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电子对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梳理，通过这段历史的回顾展现了电子对抗在中国近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电子对抗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中国无线电通信与侦听的开端

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之后没过几年，晚清末期的袁世凯就于1905年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同时购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分别安装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以及北洋水师的军舰上。这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的记载。尽管如此，由于晚清政府的衰败，中国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并没有发展壮大。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又顺势窃取胜利的果实夺取了民国总统之位，并在1915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电信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许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电台，无线电器材属于军用品，未经许可，不得进口［4］。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虽然民国初年中国各地的军政密电大多通过电报发出，但此时的电报主要还是以有线电报为主。

直到1919年，我国早期的无线电专家吴梯青自行设计并建造了我国第1部超外差收音机，通过此设备在中国国内最早收听到法国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消息。后来吴梯青来到东北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工务处通信科科长，并在沈阳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大型短波无线电国际电台，能够收听国际电讯，突破了外国无线电电报公司的垄断，直接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络，掀开了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在无线电通信的军事应用方面，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民国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就向英国马可尼公司采购了约200部军用无线电通信电台，分发给各地部队供野战时使用。由此开始，拉开了无线电通信电台在中国战争史上大规模广泛应用的序幕。

由于电磁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无线电通信电台辐射的电磁信号不仅己方能收到，敌方同样能收到，所以对无线通信信号的侦察与监听从通信电台诞生之时就一直存在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队广泛使用无线电通信电台开始，直接使用己方的通信电台同样可以接收到第三方的通信电台发射的信号，这种途径为无线电通信信号的侦察截获与侦听分析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促使了通信侦察与密码破译的发展。以北伐战争为例，在1927年9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亲率多路大军进攻北洋军阀张作霖，但在1个月之内被张作霖打得大败而归，退回了山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阎锡山对多路大军进行指挥调动的无线电电报信号被张作霖的手下蒋宗标率领的电讯小组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了密码，这就使得阎锡山通过无线电通信电台发布的所有军事命令对于张作霖来讲全部是公开的，在此条件下打败仗的概率就非常高了［5］。

上述事件仅仅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一个战例而已，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无线电通信电台的使用，对无线电通信报文的加密，对无线电通信信号的截获分析，以及密码破译等行动在此期间应该都是各路军阀在暗中开展的必然工作，究竟那一个事件是首次出现，那一个属于重大事件，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考证了，但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无线电通信侦察作为电子对抗中通信对抗的一个分支在中国的诞生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此开始电子对抗在中国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在随后登台表演过程中的精彩呈现并不是中国的这些各路军阀，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6］，接下来我们就总结一下红军时期电子对抗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的传奇。

3 红军时期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此时起，后续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历史上将人民军队称为红军，这一时期也称为红军时期，对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二次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与建军的初期，主要采用专人携带信件方式来进行情报的传递，风险大，效率低，虽然也想使用无线电通信电台，但国民党严密查封，难以获得。于是1928年周恩来亲自在上海部署创建了中央特科的第四科，专门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负责人为李强、陈寿昌，并指派李强等自学无线电通信电台研制技术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1929年李强在上海英租界成功组装出电台设备，并于1930年携带设备潜入香港九龙，以香港和上海作为两个无线电电报收发站点，完成了无线电远程通信试验。由此开始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无线电通信手段的序幕。

在这一时期虽然江西根据地的红军也曾缴获过国民党军的电台，但由于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此类设备，不了解其用途而将其毁坏了。直到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中，不但活捉了国民党军的师长张辉瓒，而且俘虏了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并缴获了一批电台，但不懂无线电装备的红军战士又毁坏了多部电台，只剩下了1部不能发报只能收报的电台，于是红军便利用这一战利品开始走上了无线电通信与通信侦听的道路。在红军内部对战士进行宣传教育之后，后续缴获的电台得以完好保存，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经过教育之后弃暗投明，成为红军第十师的无线电通信电台台长，红军第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由此开始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另一方面，1931年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接着1月28日朱德、毛泽东专门下令成立无线电培训班。从这里开始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通信与通信侦听的技术骨干，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电子战军官便由此诞生了。在这些从事通信电子战作战任务的军官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军著名的“破译五杰”：曹祥仁、邹毕兆、曾希圣、王永浚和蔡威，他们在红军后续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中屡建奇功［7］。

1931年5月红军获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5月31日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第五次会议，决定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几部通信电台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通信侦听从无线电总队分出，划归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谍报科，红军通信侦听力量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由于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通信报文大都较少加密或是简单加密，所以红军一旦截获到这些通信报文，简单分析后便可加以利用，为作战指挥与军事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来源，但是这一漏洞的利用时间不长。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1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其中就包括带有8部通信电台的40多名无线电通信官兵，这一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对通信保密工作的警觉。在此之后，国民党军队各部之间无线电通信就开始全面加密了，还开发了特别的密码，密名“展密”，于是红军的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工作就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了。

在国民党军队对通信电台进行加密之后，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也顺势开展起来了。密码破译的起步就是猜测，根据各种线索来猜，凭借各种技巧与技术来推理分析，就是在这样的猜测加推断的共同指引下，国民党军队的“展密”密码在一个多月之后就被红军破译了，“展密”的破译标志者红军在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932年底红一方面军在江西黎川进行整编，宣布正式成立军委二局遂行无线电通信侦听任务，首任局长曾希圣，下设破译科，首任科长曹祥仁，军委二局这个机构便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的专职部队。1933年1月8日红军的曹祥仁利用破获的“展密”，译出了国民党军吴奇伟所率的左路军已到达枫山埠一线。红军利用此情报，重创了号称“铁军”的吴奇伟第九十师，枫山埠一战成为基于密码破译精确打击敌人的经典战例而记入史册。于是红军由此开始，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军种而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8］。

1933年2月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蒋介石聘请国外密码专家编制专门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密名“猛密”，并下令军队全部更换全新的特别密码本。红军军委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奋战又把“猛密”给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军事通信再一次完全暴露给了红军，利用侦听与破密提供的关键情报，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的密码就有300多个，几乎是每天一个，因为国民党军的密码本更换得特别勤，基本上是一天一换，所以工作量特别大。即便是国民党军的保密通信做到如此地步，但是大部分密码都被军委二局给破译了，以此获得的情报对蒋介石军队的所有活动，包括意图在内都掌握得比较清楚，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段传奇。

4 电子攻击的标志性事件：通信欺骗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之后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路上仍旧继续开展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工作。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子对抗中电子攻击的标志性事件也就诞生了，而且这一电子攻击军事事件不仅仅只是通信干扰，而是名副其实的通信欺骗，并且是信息级的欺骗，如果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电子对抗诞生的标志其实也并不为过。因为1904年全世界电子对抗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以日俄战争中电子攻击的通信干扰为代表的，实际上在1904年之前，像通信侦听与破密之类的事件也曾发生过的，但史学家们并没有将侦听与破译这类军事行动作为全世界电子战诞生的标志。同样对于中国的电子战历史考证来讲，选取历史上首次电子攻击事件作中国电子战诞生的标志也是合理的。并且这一电子攻击事件简直可以称之为神奇，能够与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经典战例相提并论。下面就来详细回顾一下这段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欺骗性通信干扰军事行动［9～10］。

在长征中的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轻易分兵冒进追击红军，于是红军于1935年3月在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正当国民党军的各路大军奔向川南时，毛泽东又率领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下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就在此时军委二局截获到国民党军无线电通信情报，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6个师的兵力正由底安西北的枫香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新场（今金沙）方向前进，逐渐逼近，一天之后就有可能与红军主力发生遭遇。同时在乌江南岸还有国民党的3个师的兵力，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至少要3天时间，若双方交火则必然是一场恶战。

毛泽东、周恩来和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等一起研究对策。曾希圣想出一条妙计，利用已经破译的国民党军密码，反过来冒充正在贵阳坐镇指挥的国民党军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报，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敌人这两支主力部队调开，与红军保持一定的距离，为红军主力渡过乌江争取时间。军委二局通过红军自己的通信电台，按照国民党军的通信频率将这封假电报发出，国民党军的通信电台在接收到此报文后，立即呈报周浑元和吴奇伟，二人浑然不觉、果然中计。因为这封电报的报文使用的就是当天国民党军的密码进行的加密，而且电报的行文文风、口令语气与蒋介石极其类似，真假难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红军的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长期以来收集了蒋介石发出的大量电报的电文，所以关键时刻模仿蒋介石的文风拟制一份假电报也是很有数据基础的。如果用现今比较时尚的话语来表达，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就已经开始进行大数据分析的研究工作了。周浑元、吴奇伟按照假电报中的指示调兵行军，错过了红军主力，红军由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三天之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乌江，摆脱了国民党的20多万追兵。军委二局这封冒充蒋介石发的假电报，蒋介石至死都不知道。如今该事件解密之后才还原了整个历史的真相，所以红军长征途中的一系列神奇用兵与电子对抗的应用密不可分的。这一信息级的通信欺骗行动完全可以载入中国电子对抗的史册，甚至是全世界电子对抗的史册而千古传唱。

5 抗战时期对日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

虽然红军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硕果累累，但反过来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密码破译却毫无进展。尽管如此，在后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也开始屡建奇功，只不过破译的对象为日军密码，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贡献，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记住的。

1935年国民党军官温毓庆创建密电检译所并任首任所长，开始针对日本设立在中国的无线电通信电台的信号进行侦察截获与密码破译。并在1936年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系统的无线电电报密码，并从中译出情报。除了这个密电检译所之外，1938年国民党内部另一个机构，即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也开始从事相同的日本无线电通信的密码电报研究工作，也破译出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码。对于该密码的破译，美国在1940年11月才能做到，而国民党的密电检译所在1936年就成功了。由此可见，在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这个专业方向上，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实力其实并不弱。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密电检译所每天可截获日本驻华各地使、领馆与日本东京外务省来往的密码电报在100～200份之间，即已经能够侦收日本在华私设无线电通信电台的全部来往电报。不仅如此，而且每天还能够侦收到日本驻全球各国使节与日本本土东京电台之间的日本政府电报，也在100～200份之间。由此可见，密电检译所的短波通信侦察截获能力也是比较强大的。而且密电检译所温毓庆的通信侦察理论功底也比较深厚，因为密电检译所的短波侦察站设立在重庆和昆明，对日本东京与美国华盛顿之间的短波通信信号侦收条件受限，于是温毓庆还曾提出在浙江金华一带设立短波侦察站来对这一短波通信信道传输的信号实施侦收。

在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侦收与密码破译方面有两个值得记入史册的战例，都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的池步洲完成的［11～12］。第一个就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池步洲截获日本外交密码电文，并破译出多份日本东京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之间的绝密电报，并根据电报内容推测出了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准确日期。这份重要情报立即逐级递交到了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阅后也即刻把密电内容通知了驻渝美方。可惜的是当时美军低估了中国军队破译日方密电的能力，不相信国民党已破译了日军密码电报。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此期间也设立了一个骗局，派遣特使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假装搞谈判。美国人信以为真，对那份情报置之不理，结果几天之后珍珠港遭日军偷袭与轰炸，损失惨重。

在此之后，中国再向美军通报日本密电情报时，美军则高度重视。在1943年春，池步洲又破译了一份日本外务省用LA密码拍发的密电，密电中明确指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将于4月18日乘机亲自出巡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并描述了出巡路线与行动计划。密电内容在转交给美军之后，美军高度重视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4月18日迦答尔卡拿尔美军基地出动16架P-38战斗机按照情报提供的路线对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进行了预先设伏与围歼，并将其击毙。虽然三本五十六座机被美军击落的幕后原因分析在历史上有众多的版本，但在最终的事件真相解密之后，可以确认这实际上是中国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所提供的情报支持在其中发挥了核心关键作用。

当然利用截获的日军无线电通信信号进行密码破译与信息还原为抗战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关于这方面的战例还有许许多多，鉴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再逐一罗列与赘述了。

6 中国早期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

前面我们按时间顺序从重大历史事件的整理与挖掘中梳理了电子对抗在中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下面主要从技术机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状况。

1）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技术

实际上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是交战双方都必然从事的电子对抗活动，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所率领的军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前面我们对红军侦听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并破译密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整理与回顾，但是对国民党军侦听红军的无线通信与破密事件却只字未提，这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的缺失，而是国民党军在对红军的密码破译上几乎没有进展。早在1933年6月，蒋介石在第四次针对红军的“围剿”失败之后，亲自下令要求国民党军委会电务股不仅要截获红军的无线通信信号，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破译红军的通信密码。电务股股长黄季弼不敢怠慢，立即组织全班人马执行侦听与破译任务，但结果是从未成功。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在密码破译上的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技术上讲，红军向苏联学习编制密码，采用一次一密思想，每天都在编制新密码，虽然非常费劲，但保密效果很好。以周恩来主持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期间编制的“豪码”（周恩来化名伍豪）为例，采用“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其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这一密码从红军时期一直沿用到1949年中国解放也没有被国民党军破译。而且红军奉行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的原则，所以红军的密码本从来就没有落入到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军通过通信侦听截获了红军电报的密文，不掌握其编码规律，一直无法破译出明文。

2）协作侦察技术

在红军时期就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通信电台开展了协作侦察的电子对抗行动。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红四方面军的侦察电台部署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在白天利用一切机会侦收国民党军队的密电并进行破译；而中央红军在白天爬雪山过草地，晚上到达宿营地之后，红四方面军的通信侦察员就将白天的侦收与破译结果汇总后立即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接着中央红军的侦察电台在夜间工作，继续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电台信号进行截获与密码破译。上述两支相隔数千公里的红军部队以接力方式相互协作，确保了对国民党军队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短波通信情报侦收。

3）通信传输与通信对抗的一体化技术

由前述中国电子对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的回顾可知，作为电子对抗的一个重要分支，通信对抗使用的电子设备与通信传输使用的电子设备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无线电通信电台。而且那一时期的通信电台几乎全部都是短波电台，短波通信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通信距离远，几乎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点对多点的信息传输。电磁空间是一个完全开发的空间，一部短波通信电台发送的信号，处于合作状态的通信接收方可以收到此信号，处于非合作状态的第三方利用短波通信电台在满足一定的接收条件下仍然可以收到此信号；另一方面，如果处于非合作的第三方在同一个短波通信信道上发射相同频率的信号还能够实现通信干扰。由此可见，在电子对抗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并没有专门的通信对抗电子设备，一部通信电台既可以是完成通信传输的功能，同样可以完成通信侦察与通信干扰的功能。所以在这一段时期里，通信传输与通信对抗天生就是一体化的。

4）电子攻击在中国诞生时的技术起点很高

在1904年全世界的电子战诞生之时，俄军通信员使用通信电台发送杂乱信号来阻止处于同一工作频段的日军通信人员传送炮位校正数据，这实际上是一种粗犷的压制式干扰。而中国电子对抗中的首次电子攻击虽然晚了近30年，但是我们使用的是欺骗式干扰，而且这一欺骗干扰的层次不仅是信号层的欺骗，而且更是信息级的欺骗，通过发送满足编码规格和加密规则的信息码流，达到了信息级的欺骗。甚至在假电文的行文风格，语言应用上都完全逼真地模仿了目标对象，实现了最高境界的语义级的欺骗。虽然说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运气成分，但大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线电通信侦听与密码破译人员高超的技艺与过人的胆识。这不仅是中国电子对抗历史上的闪亮与骄傲之处，而且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也值得永久传唱。

7 结语

尽管对于全世界的电子对抗在1904年诞生与早期发展研究与论述的文献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中国电子对抗的诞生过程，以及中国电子对抗早期的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与全面总结的材料并不多。本文通过各种历史文献的查阅与网络资料的收集，将电子对抗在中国的诞生过程与早期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通过这一研究与总结，再次反映了电子对抗在中国近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可以推进中国电子对抗的历史研究工作，为全世界电子对抗历史性研究补足中国篇章，而且也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电子对抗早期成长历程，给予我们现今以重要启示，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我国电子对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