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音乐史学者倾向将社会文化融入音乐史，李天义在2007年的著作《西方音乐史》中写道：“我们应该将西方音乐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观察。”①王晡在2020年的《西方音乐史》中更突出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他认为：“需要通过对音乐发展的一般历史背景，对艺术、文化、社会和人文的关注，去理解人类文化创造的音乐，去理解创造音乐的人和他们想通过音乐表达的理念。”②笔者认为，王晡和李天义所提倡的，将音乐作为社会实践来理解，而对音乐审美自律性持保留态度的做法顺应了20世纪末形成的反审美自律潮流。其中希奥多·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是反审美自律潮流的重要学者，他1976年的著作《音乐社会学导论》为我们展现了音乐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学者扎科·科维奇（Zarko Cvejic）认为，正是由于阿多诺对审美自律性的批判，导致了以审美自律性为基础的音乐史撰写变得式微。③1980年，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和苏珊娜·麦克拉里（Suzanne McClary）提出了新音乐学的概念，特别强调音乐应当置于社会背景中讨论。时至今日，著名音乐学者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也对审美自律性持保留态度，他2005年受邀参加柏林自由大学举办的系列演讲——“审美自律？”（“Aesthetische Autonomie?”），在演讲中他强调：“审美自律性从最初是高雅艺术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转变为今天阻碍高雅艺术发展的威胁，它已经变得恶名昭彰。”④

塔鲁斯金曾对审美自律性作出深入讨论，讨论最多的是康德1790年提出的审美自律性理解：“自主的艺术”和“独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