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宇青，李秀莲

(1.哈尔滨师范大学 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2.齐齐哈尔大学 嫩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辽自建国以来就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制度，致使争夺皇位的谋逆事件频发。辽朝初年，耶律倍与太宗，述律后扶植李胡与世宗，发生了或明或暗的皇位争夺事件。世宗与穆宗都是在皇权争夺中丧命。清宁九年，道宗与皇叔耶律重元交兵于滦河，是谓“滦河之变”。“滦河之变”早在兴宗即位初就已埋下祸端，三十余年后，最终爆发。政变后，帝党集团因利益分割难以平衡，权力争夺、构陷杀戮不已。

一、“滦河之变”的祸源

学界对“滦河之变”已有一定研究，对于发生的原因，蔡美彪认为，道宗即位后，不断铲除、削弱仪天太后家族势力及依附于重元的党人，使得同党诸臣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起兵助重元争夺皇位[1]。陈述认为，“滦河之变”是以兴宗、道宗为代表的主张汉化势力与以重元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斗争的产物[2]。安忠和与邱靖嘉都赞同此观点。鞠贺提出重元之乱是偶然因素造就的[3]。至于“滦河之变”的影响，关树东认为，政变后，“辽道宗对契丹贵族包括皇族和国舅族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有意起用和培植契丹平民出身的官员和科举出身的汉官”[4]。诸位学者的观点见仁见智，多有参考价值。“滦河之变”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

(一)兴宗生母与养母的宫闱之争滋生谋逆祸端

耶律宗真(兴宗)生母钦哀皇后本是圣宗妃子，称元妃。宗真养母仁德皇后为圣宗正皇后。后、妃之间的矛盾是天然的，而宗真的抚养问题使得双方嫌隙不可弥合，仁德皇后二子早夭，宗真出生后由仁德皇后抚养。太平元年(1021年)十一月“甲申，册皇子梁王宗真为皇太子”[5](P189)。宗真被立为皇太子的原因主要有在年龄上占有优势和自身聪慧(据《辽史》载：“(宗真)幼而聪明，长而魁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5](P211))以及养母仁德皇后身份的加持。准确地说是仁德皇后与耶律宗真是互相支持，皇后的身份给养子宗真立为太子以“嫡出”的名分，宗真立为太子，让仁德皇后的地位得到巩固，使生有二位皇子的元妃无缘皇后之位。二者仇怨已是“死结”。

也就在这一时期，元妃述律家族的兄弟萧孝穆、萧孝先等人被圣宗重用，日渐拥兵掌权，而仁德皇后家族势力式微，在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据《辽史》记载，重熙元年，萧孝穆任南京留守，萧孝友任西北路招讨使，萧孝先在圣宗驾崩前夕，“钦哀召孝先总禁卫事”[5](1333)。圣宗驾崩后，元妃利用家族兄弟的权势铲除仁德皇后及其支持者，自己由元妃跃上皇太后位置，即仪天太后(史称钦哀皇后)，开始摄政。

(二)兴宗与生母矛盾的激化

圣宗死后，耶律宗真即位，但无兵无权，想保护其养母而不能。在其养母仁德皇后被杀之事上，与其生母仪天太后产生矛盾。

仪天太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筹谋另立少子耶律重元为帝。“(重熙)三年，后阴召诸弟议，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5](P1203)。通过《辽史》可知萧孝先是重要的参与者。这与萧孝先的际遇相关，孝先在辅助仪天太后掌权过程中出力最多，但回报相对于其他兄弟而言是最少的，孝先心生不满，希望通过新一轮的权力洗牌获得更多利益。计划还未实施，耶律重元就将这一消息告知其兄兴宗。这一年，兴宗十八岁，而重元十三岁，二人尚在童稚阶段，兄弟情谊颇深，加之此时的重元对于政局的变化没有清晰的认知，使得重元将仪天太后的密谋告知其兄兴宗。兴宗得知消息后，“召孝先至，谕以废太后之意”[5](P1333)。仅召见孝先一人，是有针对性的，此后，萧孝先虽在在南京这样的富庶地区担任留守一职，但在此后其家族基本失去发展的机会。兴宗取得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趁机将生母仪天太后幽禁于庆州守陵，自己开始亲政。

耶律重元通过告密一事，获得了兴宗的信任。《辽史》记载：“重元以所谋白于上，上益重之，封为皇太弟……重元处戎职，未尝离辇下。”[5](P1502)兴宗给予其皇太弟的称号，此后又给予各种恩赐，重熙七年(1038年)“三月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行帐”[5](P220)。十七年(1048年)，十一月“丁巳，赐皇太弟重元金券”[5](P239)。二十四年“三月癸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行在及长春、镇北二州徒以下罪”[5](P247)。这些举措对重元起到安抚的作用，兴宗与其弟相安无事。

二、耶律重元走上谋逆道路

兴宗死。其子耶律洪基即位，是为道宗。道宗顾忌祖母仪天太后及其家族势力，继续采取安抚手段，封其皇叔重元为皇太叔，其祖母仪天太后为太皇太后。仪天太后于清宁三年(1057年)死去，道宗开始排斥述律后族，重用耶律仁先、耶律乙辛等宗族同姓，失势的述律后族开始与耶律重元勾结。

(一)耶律重元走上谋逆道路的偶然与必然

按耶律重元的地位与处境，他走上谋逆之路有其必然性，必然性又寓于偶然性之中。

1.来自妻与子的蛊惑。《辽史》记载，清宁四年(1058)十二月闰月己巳，“赐皇太叔重元金券。是岁，皇子浚生”[5](P257)。重元位尊，其妻骄纵，《辽史·后妃传》记载：“皇太叔重元妻，以艳冶自矜，后见之，戒曰：‘为贵家妇，何必如此！’”[5](P1205)《续资治通鉴》的记载更有戏剧情节，“己巳，辽赐皇太叔重元金券。会皇子濬生，重元妻入贺，以艳冶自矜，皇后素端重，见之弗喜，戒曰：‘为大家妇，何必如此！’重元妻归，詈重元曰：‘汝是圣宗儿，乃使人以哈屯加我！汝若有志，当笞此婢’”[6](P1397)。重元拥有“金券”，地位隆崇，其妻表现出的骄矜已经预示着对更高地位的期待。当重元妻子的骄纵被道宗皇后奚落，不是自我反省，而是抱怨耶律重元的地位，蛊惑耶律重元“有志”。重元妻族也是述律氏，《契丹国志》载：“纳兄孝穆女为兴宗后，弟高九女为帝弟妃。”[7](P144)孝穆、高九都是仪天太后之弟，冯永谦先生考证高九为萧孝诚[8](P57-59，32)。“帝”指兴宗，“帝弟”指重元，“弟妃”指重元妃，也就是说，重元的妻子是仪天太后之弟萧孝诚的女儿。

皇族与后族之间争权，后族内的不同支脉也要争夺权力。重元妻的不满情绪势必影响其子涅鲁古。重元子涅鲁古出生以来恩宠不断，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甲辰“封皇太弟重元子涅鲁古为安定郡王”[5](P228)。十七年十一月“安定郡王涅鲁古进封楚王”[5](P239)。清宁元年十二月“楚王涅鲁古徙封吴王”[5](P253)。加官晋爵愈加助长谋逆之心，不断拉拢朝中大臣加入谋逆阵营，其中不乏仕途不顺者。如萧迭里得，《辽史》载：“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议宫掖事，迭里得寝之。事觉，决大杖，削爵为民。清宁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为南京统军使。至是，从重元子涅鲁古等乱，败走被擒，伏诛。”[5](P1515)萧迭里得受族弟牵连，仕途大受影响，对当权者心存不满，再次为官后选择加入重元一党。涅鲁古还去结交一些气味相投之人，如“性凶暴”的撒剌竹、“好戏狎”“膂力过人”的古迭等。

2.谋逆力量的集结。耶律重元叛乱的主力是萧孝友、萧胡睹父子。仪天太后在世，对其弟萧孝友庇护有加。萧孝友曾在出征西夏失利，兴宗要将其处死，幸得仪天太后搭救才保全性命。道宗削弱述律后族势力，采用以高位虚名易换实权的办法，赐萧孝友尚父称号，剥夺权力，对萧孝友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当时他已年近七十，问题是他的儿子萧胡睹需要保持家族地位。

萧胡睹争权失意，转向谋逆。《辽史》记载：“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事，胡睹位在乙辛下，意怏怏不平。”[5](P1514)耶律乙辛是道宗一手扶植起来的平民出身的官员，萧胡睹对位居耶律乙辛之下心有不甘，对自己不受重用怀有怨恨，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加入重元谋逆阵营。

萧革构陷萧阿剌后，争权失意。萧阿剌是兴宗仁懿皇后的亲弟，道宗的舅父。萧阿剌与萧革同事兴宗，并受重用，因争宠而渐生怨隙。道宗诏群臣议政，萧阿剌谏言忤逆皇帝，萧革借机谗言萧阿剌“有慢上心”[5](P1511)。帝怒，杀萧阿剌。随后，萧革被道宗排除权力核心，成为重元谋逆队伍的主要力量。

3.耶律重元皇帝梦的“复燃”。在兴宗朝，仪天太后曾有立重元为帝的谋划，在其年幼的记忆里是一场梦，同时，兴宗也戏言以大位相许。《辽史》记载：“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5](P1480)不能说重元对皇位没有觊觎之心，只是不具备条件。在其妻与子、党人多方蛊惑下，唤醒了他当皇帝的梦想。

(二)辽道宗君臣合力平定叛乱

清宁七年，涅鲁古与萧胡睹联手“清君侧”，试图将道宗身边重臣耶律仁先调离，孤立耶律乙辛，为他们谋取权力扫清道路。辽道宗与身边重臣可称之为“帝党”，重元谋逆集团也在与帝党争斗中形成。

《辽史》记载：清宁六年，耶律仁先为北院大王，盛威日隆。“时北、南院枢密官涅鲁古、萧胡睹等忌之，请以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5](P1396)。涅鲁古与萧胡睹的伎俩很快被耶律乙辛识破，并向皇帝奏请：“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5](P1396)而且，“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5](P1484)。涅鲁古与萧胡睹的设计被道宗与耶律乙辛拒绝，担心被道宗除掉。七年，涅鲁古知南院枢密使事，“说其父重元诈病，俟车驾临问，因行弑逆”[5](P1502)。只因惮忌耶律仁先在朝，未敢行动。

至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前往太子山准备秋猎之际，重元集团的谋逆活动被耶律良察觉，向道宗报告。道宗召涅鲁古来见，本是试探真假。不料重元父子仓促起兵，围攻道宗行宫于滦河，史称“滦河之变”。《辽史·道宗本纪》记载：“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卫王贴不、林牙涅剌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弟术者、圆骨、旗鼓拽剌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人，诱胁弩手军犯行宫。”[5](P262)

叛乱初起，道宗无所措手，一度想要逃离。耶律仁先与萧韩家奴说服道宗组织力量平定叛乱：一是耶律仁先等正面迎敌，仁先与“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5](P262)；二是耶律阿思、萧德联手擒杀涅鲁古，使叛军阵脚大乱；三是兴宗弟和鲁斡，母后宗天皇太后等集结人马前来支援；四是耶律仁先派人向外求援，“以五院部萧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诸军”[5](P1396)；五是萧韩家奴瓦解叛军，家奴作为奚族首领渤鲁恩之后，在奚人中仍很有威望，规劝众猎夫弃暗投明，重元组织的乱军四散。面对有序的反击，以重元为首的谋逆集团分崩离析。

三、“滦河之变”论功行赏中帝党集团走向分裂

以耶律仁先为首的帝党集团在平定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出于不同目的聚集于道宗周围，政变结束后，因为利益、权力分配而发生分裂。以耶律乙辛为首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深受重用，随着太子耶律濬权势的增长，耶律乙辛等人感到利益受到威胁，太子与耶律乙辛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一)帝党集团的复杂组合

“滦河之变”能够被迅速平定，与帝党成员的努力密不可分。帝党成员大都是兴宗朝旧臣，且在道宗朝手握重权。耶律仁先的仕途与兴宗的知遇之恩紧密相关，“兴宗皇帝始在潜邸，一见如旧。既登龙位，诏从銮舆”[9](P197)。此后耶律仁先不断升迁，成为掌管朝政的重臣，兴宗驾崩前嘱托其辅佐道宗，道宗即位后，“军国大事，上多召二人议定”[9](P198)。其子挞不也也因此受到重用。孩里在兴宗时担任近侍长，萧德亦是如此，“上以德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5](P1400)。此外，萧韩家奴、萧音乐奴、耶律敌烈等都是兴宗旧臣。还有一部分人，虽为兴宗旧臣但与道宗的关系更为紧密。耶律良“重熙中，补寝殿小底，寻为燕赵国王近侍”[5](P1398)。萧惟信“资沉毅，笃志于学，能辨论。重熙初始仕，累迁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赵国王傅，帝谕之曰：‘燕赵左右多面谀，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5](P1401)。耶律乙辛虽在兴宗时就已走上仕途，但在道宗时期才逐渐被重用，其选择站在道宗一方，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考量。此外，宗天太后和和鲁斡也都选择支持道宗，宗天太后为道宗生母，最初耶律良将重元父子将要谋反的消息告知宗天太后，经由太后告知道宗，政变发生后，太后亲自督促卫士抵抗。据《辽史·皇子表》载：“重元乱，和鲁斡夜赴战。”[5](P991)和鲁斡是道宗的亲弟弟。帝党集团的成员多是兴宗旧臣，在道宗时担任重要职务，其中一些旧臣在道宗未即位前就已陪伴在身边，这些人的选择无论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还是作为臣子的觉悟，都在道宗即位初围绕在其周围，至“滦河之变”发生后迅速集结。

(二)帝党集团的分合与危害

政变平定后，道宗的支持者纷纷加官进爵，“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鹘海鄰、褭里、耶律挞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告重元变，命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5](P262-263)。由于众人在拥护道宗之时并非源于忠君而是在权衡多方下作出的决定，因而这一集团的结构极不稳定。很快，帝党集团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分配，“咸雍元年，(耶律仁先)加于越，改封辽王，与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枢密事。乙辛恃宠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见忌，出为南京留守，改王晋”[5](P1397)。这次权力争夺是在以耶律乙辛与耶律仁先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展开。“滦河之变”后，道宗对皇族及后族的不信任加强，开始重用平民出身的官员。双方在权力斗争一开始，耶律仁先就处于劣势，耶律乙辛逐渐成为道宗身边最受重用的大臣，可随着皇太子耶律濬逐渐参与朝政，耶律乙辛的势力又受到了压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耶律乙辛将矛头对准了太子耶律濬。

首先，对太子耶律濬实施“釜底抽薪”手段。耶律濬母亲为道宗宣懿皇后为仪天太后之弟萧惠的女儿，乙辛一党借着道宗对后族的不满，诬陷宣懿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宣懿皇后被赐死。其次，构陷太子耶律濬谋反。宣懿皇后死后，耶律乙辛心中不安，担心皇太子耶律濬即位后对自己不利。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及利益，耶律乙辛设连环计诬陷太子，“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剌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剌、知院萧速撒、护卫萧忽古谋废立。诏按无迹，不治。乙辛复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实与谋，欲杀耶律乙辛等，然后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发连坐。’帝信之”[5](P1215)。经过环环相扣的设计使得道宗相信皇太子有谋反之心，皇太子被幽禁，仁先集团中的孩里因太子一事被连坐，萧韩家奴与萧惟信上书为太子伸冤无果。太子被废为庶人后惨遭杀害。

“滦河之变”从酝酿到发生以及因功封赏，造成帝党集团权力的再分割，争权与构陷险象环生，辽朝政权陷入危殆，已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