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东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由商周时期起源，两汉得以确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退和唐宋时期的复兴发展，到明清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着重论述了明代对陵寝制度的改革。刘毅《中国古代陵墓》[2]则将清朝划定为陵墓制度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可见明清陵寝制度在整个陵寝制度史中的重要性。清朝陵寝继承了明陵的基本形制，但因满族自身习俗而呈现出一些与明陵不同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清东、西陵文物管理所对清朝陵寝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整理，同时伴随着盛京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的开放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学术界对清朝陵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研究成果相应增多，研究角度也逐渐多元化，这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及进行清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梳理清朝陵寝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近40年清朝陵寝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能够有益于清朝陵寝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清朝陵寝文献资料

关于清朝陵寝的记载，最早主要见于清朝官修文献，主要包括《清实录》《起居注》《正续东华录》等，其中不乏清帝对陵寝选址、营建、祭祀、修缮等方面的举措；《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大清通礼》等政书文献中也有专门记载陵寝建筑规制、祭祀和管理制度的章节；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宫档案，包括《内务府来文》《奏销档》以及清帝朱批奏折等，均有关于陵寝各项事宜的记载。除此之外，乾隆朝《直隶易州志》、光绪朝《遵化通志》等地方志也对东西陵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风水条件和陵寝具体设置作了记载。

清布兰泰初编、英廉重编、光绪朝续编的《昌瑞山万年统志》一书，详细记载了清东陵各陵寝的风水条件、营建过程、建筑规制和祭祀情况，是第一部专门对清东陵所在区域的环境和各陵寝具体情况进行记载的文献，对于研究清东陵非常详实有用。而历代东陵守陵官员所编的《陵寝易知》一书，则更加动态地反映了清东陵陵寝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除以上文字资料外，清朝陵寝研究还存在一些实物性资料，这主要包括了两方面：一是陵寝本身的建筑遗存及文物管理处所存的文物资料，二是收藏在故宫内的“样式雷”烫样和工程图纸。这些实物资料能够佐证原始文献的真实性，对于研究清朝陵寝非常重要。

二、清朝陵寝选址和营建研究

古代陵寝选址和营建关系着墓主的后世安全和国家的命运气脉，所以历代帝后尤为重视陵寝的选址和营建，清朝也不例外。

关于陵寝的选址标准，刘毅将其归为地理、风水、政治和礼制四大因素[2]。具体到清朝陵寝的选址，主要还是受风水和礼制的影响。一方面，清朝受东晋郭璞所撰《葬书》主张“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3]影响，注重前有朝山、后有龙山、左右砂山以及陵前案山，同时注重陵内河流环绕，邵崇山将其定名为“封闭式空间形态”[4]。能够做到如此完美风水条件的，清朝陵寝中以顺治帝孝陵和雍正帝泰陵最具代表，这也是清东西陵两个陵区的首陵，其余陵寝多少都存在一些未尽之处。

另一方面，清朝有“父子东西分葬”的昭穆制度。清初顺治帝于遵化昌瑞山下卜选陵址，开辟了清东陵陵区，后康熙景陵仍选址于此。而雍正帝即位后另辟陵区，于易县永宁山下营建其陵，从而开辟了清西陵陵区。乾隆帝即位后于东陵胜水峪营建其陵，同时为避免后世选址混乱，确立“父子东西分葬”的昭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乾隆帝为其子嘉庆帝在西陵太平峪选址建陵。道光帝即位后先后于东陵宝华峪和西陵龙泉峪营建陵寝，公然破坏了乾隆帝所定昭穆制度，后咸丰、同治、光绪三帝陵寝也都没能按照此制度继续执行。徐广源经过考证认为，从咸丰帝开始，帝陵选址均是同时在东、西陵界内进行的，再也不提昭穆之制[5]195-196。然而陵址的最后确认，还是要考虑到风水的好坏。所以风水仍然为陵址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清帝尤为重视陵寝选址，“圣天子孝治天下，首重山陵”[6]。陵寝选址主要采用皇帝亲卜和派遣相度大臣两种方式，而后者最为普遍。杨珍通过考证《啸亭杂录》和《清实录》中的记载，认为顺治帝孝陵陵址的选择是顺治帝亲选，经历了“掷碟定穴”和辅臣陪同卜选确定陵址两个过程[7]。学界普遍认同顺治帝亲卜陵址的观点。而其他陵寝主要是派遣相度大臣进行寻找，后由风水官绘制风水说贴报至皇帝，由皇帝亲选。相度大臣的身份最高为亲王，最低为侍郎和内阁学士[5]189。这中间比较特殊的，嘉庆帝昌陵陵址是由其父乾隆帝选址的，而同治帝惠陵和光绪帝崇陵的陵址都带有慈禧太后的决定意见，这也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清朝陵寝选址还存在着皇后陵和妃园寝的问题。清陵较之明陵最大的不同，便是皇后陵和妃园寝作为附属伴于帝陵之侧，且靠山与帝陵靠山同为一脉。所以皇后陵和妃园寝的陵址基本上和帝陵陵址相近，同时兼顾风水好坏。

关于陵寝的营建，学界主要针对陵寝开工竣工的时间进行考证。清朝陵寝的开工竣工时间基本已成定论，但具体日期仍然待考(1)具体时间参见徐广源《清朝陵寝制度》(沈阳出版社2018年版，第682-687页)。。《清初三陵》一书中将永陵开工时间定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8]，但无任何史料佐证。关于顺治帝孝陵开工时间，因判定标准不同主要有两种说法：于善浦认为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经开始建造山陵[9]，晏子友从其说(2)参见晏子友《清东西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徐广源认为顺治十八年开始是从筹办开始算起的，正式动工应仍为《清实录》《大清会典》所载康熙二年(1663年)[5]25，王海燕、刘毅、尹璐等从其说(3)参见王海燕《从清东陵的营建和维修看清王朝的盛衰》(《满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48页)、刘毅《中国古代陵墓》(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尹璐《清代入关后帝陵陵寝建筑形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15页)。。出现这一争议的缘由，主要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因战乱和自然灾害顺治帝陵寝筹建一度停止。而顺治十八年之后关于陵寝筹建的记载仅仅是关于守陵官兵的设置和钱粮土地的拨派，兴土动工是在康熙元年九月[10]122，且于康熙二年二月十五日正式开工营建[10]134。所以在孝陵营建时间判定的问题上，应区别筹建和正式动工两个概念，以明确记载的康熙二年为准。

三、清朝陵寝制度研究

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一定时代丧葬礼仪习俗的最高等级，同时也反映了相应的时代特征和墓主的个人性格，是统治阶级推崇皇权集中和维护等级制度，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统治的重要工具。清朝作为元朝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统一政权，深受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在继承了明陵基本形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带有本民族特色的陵寝制度。由于元朝统治者沿用了蒙古族潜埋的墓葬方式[1]，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清朝陵寝制度是能代表少数民族政权丧葬礼仪制度发展特征和趋势的。

今人对清朝陵寝记录的文献，最早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以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收录的刘敦祯所作《易县清西陵》等，这些著作都是对清朝陵寝建筑进行实地勘察和测绘后记录编纂的，同时包括了一些清朝陵寝建筑图档，对研究清朝陵寝建筑形制有极大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对一些陵寝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整理，清东、西陵文物管理处的管理人员和学者开始出版一些介绍清东西陵的著作(4)这些著作主要包括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宝蓉《清西陵纵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晏子友《明清帝王及其陵寝》(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徐广源《清代皇陵探奇》(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那凤英《清西陵探源》(河北科技出版社2004年版)、徐广源《正说清朝十二帝陵》(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李寅《清代帝陵》(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徐广源《大清皇陵秘史》(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徐广源《清东陵史话》(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徐广源《清西陵史话》(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徐广源《清皇陵地宫亲探记》(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然而这些著作仅仅是对陵区内的基本史实和人物进行简单介绍和答疑，未能对陵寝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地全面考察研究。

目前学界对清朝陵寝研究主要集中在陵寝建筑规制及丧葬礼仪和祭祀制度。其中较为全面和专业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是晏子友《清东西陵》和徐广源《清朝陵寝制度》两部。

晏子友的《清东西陵》[11]全面展示了清东西陵的选址风水、营建历史、建筑规制、艺术成就、内葬人物、陵区景观、陵寝管理礼仪和附属园寝，并在附录中呈现了各陵碑文和建筑配置，从制度的角度对东西陵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介绍，具有一定学术性和普及性。

徐广源的《清朝陵寝制度》[5]分为九章，从陵寝的起源及发展、清朝陵寝概况和陵寝的规制、营建、命名、管理保卫、祭祀，以及陵寝周围的行宫庙宇和宗室公主园寝等各个方面，对包括盛京三陵在内的整个清朝陵寝体系作了全面详细的考证研究；同时注重“史论结合”，大量引用清朝官方档案文献，对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反复考证，提出独到的见解。此书是一部清朝陵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

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到清朝陵寝制度的研究。徐广源先后发表了《道光陵搬迁始末》[12]《清代东陵的管理机构》[13]《清代东陵的防护》[14]《清代陵寝的命名》[15]《刍议清陵中的差异及其原因》[16]《论清代陵寝制度在乾隆朝的完备及其原因》[17]《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18]等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清朝陵寝制度的发展变化。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19]详细介绍了光绪帝崇陵地宫的基本构造及棺椁形制和随葬品，对研究清朝帝陵地宫形制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郑军《清代陵寝制度考》[20]一文对清陵的规划形制、空间布局和地下设施作了考证，特别是对建筑布局分为祭祀建筑区、神道和陵监三部分进行了考证；刘毅分别发表《明清皇陵比异》[21]《浅论清朝地宫制度的形成》[22]《清西陵的“个性张扬”问题》[23]等文章，也对清朝陵寝制度的具体方面作了论述；与此同时，尹璐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入关后帝陵陵寝建筑形制研究》[24]对清朝关内九陵的形成环境与布局、建筑形制分类作了介绍，最后对其建筑特色、艺术特色和建筑指导思想作了总结；韩佺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后妃墓葬制度》[25]则是将清代皇后陵和妃园寝作为研究对象，理清了陵区内各陵园的建筑形制和保存状况，并对其选址、丧葬、祭祀及对明朝陵寝制度的继承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总结了清代后妃墓葬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以上论著，学界对清朝陵寝制度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陵寝建筑规制的整体研究

其一是陵寝制度的发展分期。清朝陵寝制度发展主要分为草创、完善成熟和衰落收缩三个阶段：关外三陵及其妃园寝为草创阶段，完善成熟阶段徐广源认为是孝陵、景陵、泰陵、裕陵和昌陵五座帝陵及其后妃陵寝，衰落收缩阶段为慕陵、定陵、惠陵和崇陵四座帝陵及其后妃陵寝[5]57。而李荣发、邢启迪、杨秀等将昌陵划为最后一个阶段[26]。

其二是陵寝的分类。按照帝后陵寝建筑的不同类型，关外三座帝陵及其后妃园寝主要是原始、过渡和草创形制。关内九座帝陵主要分为首陵规制(孝、泰)、一般标准规制(景、裕、昌)和缩减性规制(慕、定、惠、崇)，晏子友又将缩减性规制的四座帝陵分为更改祖陵规制(慕陵)和回归祖陵规制(定、惠、崇)两种[11]35。皇后陵规制按照是否标准的原则，徐广源将其分为标准(孝东陵、泰东陵)、逾制(菩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缩减(昌西陵、慕东陵)和特殊(昭西陵)四种[5]68，而晏子友则按建筑形式分为后妃混葬型(孝东陵、慕东陵)、规制一般型(泰东陵)、体制恢宏型(昭西陵、菩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特殊规制型(昌西陵)[11]48。同样，徐广源和晏子友分别根据规制是否标准和建筑形式两种原则，前者将关内八座妃园寝分为标准(景妃园寝、泰妃园寝、定妃园寝、惠妃园寝、崇妃园寝)、逾制(景陵皇贵妃园寝、裕妃园寝)和缩减(昌妃园寝)三种[5]159，后者将其分为特殊型规制较高(景陵皇贵妃园寝、裕妃园寝)和规制一般型(景妃园寝、泰妃园寝、昌妃园寝、定妃园寝、惠妃园寝、崇妃园寝)两种[11]59。陵寝规制出现不同主要与国力的盛衰和人为主观因素有关。

其三是陵寝地上建筑分布。根据建筑遗存和《大清会典》记载，学界对于清朝陵寝地上建筑分布基本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帝陵由北至南，一般标准建筑分布为圣德神功碑亭(或神功圣德碑楼)、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东西下马牌、神道碑亭、三路三孔拱桥、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玉带桥、陵寝门、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哑巴院、月牙城、宝城宝顶[5]61。孝陵和泰陵由于是东西陵区的首陵，所以在最前方还有石牌坊、大红门和具服殿。道光慕陵建筑分布最为特殊，裁掉了圣德神功碑楼、神道石像生、二柱门和方城明楼，其后定陵恢复了神道石像生和方城明楼，但惠陵和崇陵因国力日渐衰微，再次裁撤掉了神道石像生。

皇后陵由北至南，一般标准建筑分布为东西下马牌、三路三孔拱桥、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两座定东陵于最北设置神道碑亭，昌西陵和慕东陵裁撤掉了方城明楼，改为基台之上为宝顶。昭西陵建筑分布最为特殊，最北建有神道碑亭，且陵寝门位于隆恩殿和东西配殿之北。

妃园寝由北至南，一般标准建筑分布为一孔桥、东西朝房、东西班房、园寝门、燎炉、享殿、园寝门、宝顶。景陵皇贵妃园寝和裕妃园寝都增添了东西配殿和方城明楼，而昌妃园寝则裁撤掉了标准的园寝门。

以上陵寝地上建筑分布，仅仅只是普遍情况，在陵寝营建的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陵寝中存在着差异。徐广源《刍议清陵中的差异及其原因》[16]一文认为清陵中出现差异主要有七大原因，其中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设计人员和皇帝主观原因对地上建筑分布的影响最大。

(二)陵寝单体建筑形制变化研究

关于陵寝单体建筑形制变化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三亭三碑一殿(5)三亭三碑指圣德神功碑亭和圣德神功碑(永、福、昭、孝四陵称神功圣德碑亭和神功圣德碑)、神道碑亭和神道碑以及明楼和明楼碑。一殿指隆恩殿。和石像生的研究上。在整个清朝陵寝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且变化也主要与皇帝和设计人员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三亭三碑一门一殿和石像生的变化代表着清朝陵寝制度由草创到完备的本质特征，所以研究较多。

清朝陵寝建筑中，圣德神功碑亭(或神功圣德碑亭)内竖立着镌刻陵主一生功绩的功德碑，神道碑亭中竖立着镌刻陵主庙号谥号的神道碑，明楼中竖立着镌刻着陵名的朱砂碑，且匾额上镌刻陵名；隆恩门为陵院大门，隆恩殿则是陵寝的享殿，两处均有匾额。帝陵中在道光慕陵之前，其余诸陵均有圣德神功碑亭(或神功圣德碑亭)和功德碑(6)道光帝慕陵将后世帝王追念之文镌刻于神道碑阴。，皇后陵均无；帝陵中除关外永、福、昭三陵之外，其余诸陵均有神道碑亭和神道碑，皇后陵则除昭西陵和两座定东陵有神道碑亭和神道碑之外，其余诸陵均无；帝陵中除道光慕陵之外，其余诸陵均有明楼和朱砂碑，皇后陵除昌西陵和慕东陵之外，其余诸陵均有明楼和朱砂碑；妃园寝均无前二碑亭，但景陵皇贵妃园寝和裕妃园寝则建有明楼。

三亭三碑一殿的变化，主要是体现在碑体数量、文字、落款以及匾额上。

一方面，大碑楼内自康熙景陵开始竖立双碑，且左(东)满右(西)汉[27]。康熙景陵之前功德碑均为一通，且永陵功德碑为满蒙汉三种文字，福、昭、孝三陵为满汉两种文字。雍正帝即位后，因“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甚多，一碑不能尽载”[28]为由，开创竖立双碑的制度，后泰、裕、昌三陵均效仿沿袭。

另一方面，自景陵开始，二碑三匾额上的满、汉、蒙三种文字，大小趋于一致，均由嗣皇帝书写，并铃盖“某某尊亲之宝”，嗣皇帝太小不能书写，由善书大臣代写[5]102-103。这其中除同治帝惠陵未用“光绪尊亲之宝”之外，其他诸陵均效仿沿袭。

石像生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和大臣陵墓前的石人石兽群。根据前述学者研究和笔者实地调查所见，清朝陵寝中只有皇帝陵方可设置石像生，这其中包括福、昭、孝、景、泰、昌、裕、定8座帝陵。

福陵和昭陵的石像生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设置的[29]。福陵石像生4对，为卧骆驼、立马、蹲虎、蹲狮，南北各有华表1对。昭陵石像生6对，为狮、獬豸、麒麟、马、骆驼、象，南北各有华表1对。顺治帝孝陵石像生为营建初期即有，为18对，分别是坐立狮、坐立獬豸、卧立骆驼、卧立象、卧立麒麟和卧立马各1对，武将、文臣各3对。后景陵、泰陵和昌陵均为5对，分别是立狮、立象、立马、武将、文臣各1对。裕陵石像生为8对，分别是立狮、立獬豸、立象、立骆驼、立麒麟、立马、武将和文臣各1对。清陵石像生较明陵形体略小，但雕刻更为细致，装饰也更为复杂，带有醇厚的满族特色。

关于孝陵之后石像生设置问题，徐广源经过考证认为，清朝入关后陵寝制度基本沿袭明朝，非首陵不营建石像生。但乾隆帝在位期间为景、泰二陵补建石像生，并在数量上超过了父祖，这对后世清陵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17]。这其中的缘由，既有崇敬先祖的目的，也有为自己营建石像生而完善陵寝制度的因素。

(三)陵寝地宫形制及丧葬变迁研究

其一是陵寝地宫形制。根据已发掘的乾隆裕陵地宫、光绪崇陵地宫、慈禧菩陀峪定东陵地宫以及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来看，这几座地宫的形制已经基本明了。乾隆裕陵地宫为“九券四门”形制，包括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头道门洞券、明堂券、二道门洞券、穿堂券、三道门洞券和金券[5]147，且地宫内壁和各门都有佛教事物雕刻。清西陵文物管理所《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谈到，崇陵地宫是为“九券四门”形制，包括隧道券、封门墙(金刚墙)、闪当券、三个罩门券和明堂券、穿堂券、金券组成，有石门四道[19]。崇陵地宫内也均有雕刻。慈禧菩陀峪定东陵地宫为“五券二门”制，由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金券和二重石门组成。纯惠皇贵妃地宫也为“五券二门”制(7)也可称“六券一门”制，梓券充当了金券石门的作用。，包括隧道券、闪当券、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及一道石门。容妃地宫与纯惠皇贵妃类似，为“四券二门”制，包括隧道、砖罩门券、门洞券、梓券和金券等构成[25]。

其余陵寝，根据留下的清宫档案图纸来看，昌、定、惠三陵地宫均为标准规制的“九券四门”制，慕陵较为特殊为“四券二门”制。而永、福、昭、孝、景、泰六座帝陵和其余皇后陵、妃园寝地宫因未找到文字图纸资料，所以还未有定论。刘毅结合明陵地宫结构，以及清初统治者和藏传佛教相关联的事实，佐以徐广源亲探景陵地宫的回忆，推测福、昭、孝、景四陵地宫形制很可能和已知的裕陵等相同，且均有藏传佛教雕刻内容[22]。徐广源根据清宫档案以及泰陵所用473块金砖推断，泰陵和裕陵地宫落空面积应该相同，且形制也是九券四门[5]147。以上仍然只是推测，还需要更多文字材料和考古资料证实。

其二是地宫随葬品的变化。清朝地宫随葬品经历了由少至多的过程。李寅在《清帝后陵寝殉葬品刍议》[30]一文中认为实行火葬是早期满洲随葬品极少的原因，直到康熙朝开始实行棺椁入葬时，随葬品开始变多，主要有穿戴、含口、塞棺、金井安放、经被覆盖、册宝几种形式。徐若冰的硕士论文《清东陵随葬品研究》[31]则更加系统地对清东陵地宫随葬品进行了研究，将其分为金属类、玉石类、丝织类等大类，总结了清朝皇陵随葬品的时代特征，随葬品随着康乾盛世数量大增，直到晚期依旧丰富。徐广源在《清陵地宫中的香册香宝》[32]一文中对清朝帝后谥册谥宝的基本状况以及入葬过程进行了介绍，同时对乾隆裕陵地宫中帝后册宝摆放位置进行了考证。

其三是地宫丧葬形式的变化。李成学等人在《论清代满族丧葬变迁》一文中经过考证认为，清代在入关前和清初有火葬、土葬、殉葬等习俗，但在清代中期后基本只保留了土葬[33]。沈宏格、刘毅在文章中(8)参见沈宏格《文化认同与清代前期的丧葬礼制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刘毅《昭西陵与清代帝后丧葬礼俗更易》(《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结合史料论证了自康熙朝起，陵寝地宫以梓宫入葬，实现了由火葬到土葬的转变。而在此之前，包括永、福、昭、孝以及孝东陵在内的清朝陵寝均是以宝宫形式入葬的，实行火葬。特别是昭西陵孝庄文皇后葬俗在康熙朝的改变，对整个清朝帝后陵寝丧葬形式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清朝帝后妃嫔均实行保存棺木的汉族葬法[34]。丧葬形式的这种变化，也是清初满汉文化交融，逐渐建立起一种文化认同的时代反映。

(四)陵寝相关命名制度研究

关于陵寝的命名制度，徐广源和晏子友的论著中都对其进行了大量考证，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徐广源《清代的陵寝命名》一文认为，帝陵命名分两种情况：其一，皇帝生前建陵，经历了以“万年吉地”命名、以葬入皇后谥号命名和入葬后由嗣皇帝命名三个过程，其中慕陵较特殊，为道光帝生前默定；其二，皇帝死后建陵，则直接由嗣皇帝命名。皇后陵则“俱就方位定名”，即第一字为帝陵名，第二字为位于帝陵的东西方向。皇后陵命名则分为两个阶段：生前营建称“万年吉地”，死后“俱就方位定名”；死后营建则直接“俱就方位定名”。妃园寝的命名更加混乱，随意性很强，主要分三个阶段：入葬前称“妃衙门”“妃园寝”“妃福地”等名；入葬后以地位最高的妃嫔名号加园寝命名；帝陵命名后以帝陵名加园寝命名[15]。

与此同时，关于陵寝陵山和陵址的命名，徐广源在《清朝陵寝制度》一书中也作了介绍。陵山只有永陵启运山和积庆山、福陵天柱山、昭陵隆业山、孝陵昌瑞山、泰陵永宁山几座，均是祖陵或首陵陵山加以嘉名。陵址则以道光帝首命宝华峪、龙泉峪为始，后有平安峪定陵、菩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和金龙峪崇陵等。道光以前诸陵均未见赐名档案，只是在清宫档案中直接为名[5]314-319。

(五)陵寝管理、保护与礼仪制度研究

关于陵寝管理、保护与礼仪制度的基本情况，前人通过研究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其一是陵寝的管理和保护。徐广源《清代东陵的管理机构》一文介绍：清代东陵的管理和保护机构分属陵区所设的内务府、礼部和兵部,陵区还有一个工部；负责整个陵区风水地面安全保卫的是马兰关总兵官；东陵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皇室代表是驻守在马兰峪的王府和公府[13]；该文还对基本机构的沿革进行了介绍。马秀娟的硕士学位论文《清光绪朝东西陵管理》[35]，也对清东西陵管理体制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对光绪朝朱批陵寝经费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表现出清晚期统治者仍对陵寝管理非常重视，皇陵管理体制也是其政治体制、民族等级、民族矛盾的体现。

除关内东西陵之外，关外盛京三陵的管理和保护也尤为重要，且与关内不同。徐广源经过考证认为，三陵的最高长官为三陵总理大臣，由盛京军兼任，且总管内务府。主要的办事机构为三陵总理事务衙门和关防衙门。盛京三陵不单独设置礼部、工部，防护保卫由八旗官兵担负，没有绿营兵。与此同时，盛京三陵还有皇亲世守皇陵，称“舅姨子孙”，以及负责烧纸砖瓦和干杂役的“千丁人夫”[5]470-474。

其二是陵寝相关礼仪制度。晏子友通过研究发现，陵寝礼仪主要包括了丧葬仪、谥号和神位的点位礼以及陵寝祭祀礼仪，其中丧葬仪主要有竖立丹旐、截发剃头、殓奠礼、三奠礼、殷奠礼仪和奉安地宫礼仪等[11]。徐广源对陵寝祭祀沿革作了梳理，并对其中的大祭、小祭、展谒礼、清明敷土礼、红门遥祭和万寿节、十月朔的祭祀礼、告祭礼等礼仪制度的发展变化作了介绍，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特殊园寝的祭祀[5]。

清朝陵寝礼仪制度非常繁琐且耗费巨大，但具有重大意义。王秀玲认为，清朝的陵寝祭祀既是清朝皇帝尊祖致孝的过程，也是“法祖”的政治思想在国家祀典上的重要体现，其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把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和政治统治的意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陵寝祭祀活动，清朝的统治理念和满族的文化传统得到了传承与强化，保持了国家统治理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向包括皇族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灌输了以“孝”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和道德观念，从而强化了皇权，为“孝”治的推行提供了重要保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36]。

四、特殊陵寝的具体研究

上述关于清朝陵寝选址、营建和陵寝制度的研究，学界已基本有了较为清晰的整体认识。然而在清朝陵寝制度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特例，所以学界还对一些特殊陵寝进行具体研究，这里主要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加以述评。

其一，昭西陵“卑不动尊”问题和特殊规制。

昭西陵是清太宗皇太极皇后、顺治帝母亲孝庄文皇后的陵寝。按照制度的规定，皇后陵应该位于帝陵之侧，且建筑规制应小于帝陵。太宗皇太极昭陵位于沈阳隆业山之下，而昭西陵则位于清东陵大红门以外，且规制较为特殊。

关于孝庄文皇后未能附葬太宗皇太极的问题，较早有太后下嫁多尔衮而羞于与太宗合葬的说法。然而孝庄遗旨：“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10]430后雍正帝将其归于“卑不动尊”[37]四字,即孝庄不愿轻动早已入葬许久的太宗地宫，且不忍与子孙远离。这种“卑不动尊”的做法，对清东陵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陈萍、伍长云将其归纳为三点：一是开清朝单建皇后陵之先河，二是促成在帝陵左右建妃园寝，三是促成东西陵兆域制度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38]。刘毅认为，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满洲习俗汉化，清朝帝后丧葬礼俗的更易[34]。自昭西陵始，火葬改为土葬，这是清朝丧葬礼俗的重要更化，所以“卑不动尊”一定程度上是孝庄未与太宗合葬的主观性原因，客观上则反映了丧葬礼俗的更易。

关于昭西陵规制的特殊性，学界在关于孝庄“卑不动尊”问题的讨论中已进行了相关考察。李超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昭西陵的营建和复原研究》[39]中，对昭西陵格局作出了初建暂安奉殿、后改建后陵规制的考证。徐广源则将其特殊性归于三点：隆恩殿为重檐庑殿顶、内外两重围墙、陵寝门建于隆恩殿两侧和建有神道碑亭[5]82-83。这其中，关于昭西陵建有神道碑亭的规制，李寅认为，这开创了清代后陵建筑碑亭的特例，其原因是考虑到孝庄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有别于其他后妃；又因远离昭陵，故另建碑楼以示区别。这与晚清两座定东陵为了穷奢极侈、妄自尊大而逾制营建神道碑亭是截然不同的[40]。

其二是景、泰、裕三陵和相关问题。作为清朝强盛时期营建的三座帝陵，康熙景陵、雍正泰陵和乾隆裕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三位皇帝是密不可分的。

徐广源通过对康熙帝效仿明陵，营建孝陵、首开建皇后陵先河、营建新的妃园寝规制以及实行土葬和管理防护等方面改革举措的考证，认为康熙帝是清朝陵寝制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41]。与此同时，乾隆帝为地宫内雕刻经文佛像、首开非首陵营建石像生的先河、陵寝建佛楼、确立昭穆制度和确立皇太后单独建陵以及管理防护和祭祀方面的改革，也使得清朝陵寝制度在乾隆朝得以完备[17]。

介于康乾二帝之间的雍正帝和其泰陵，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上述关于清朝陵寝三亭三碑一殿改制的研究中，我们可见雍正帝对其父景陵的改制对后来清朝陵寝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关于雍正帝另辟陵区原因，较早有雍正得位不正而有意回避父亲景陵的说法，杨珍和林乾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杨珍认为这与雍正本人自视甚高，不甘落后于父祖以及当时的形势等多种因素有关[7]，而林乾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考察认为主要决定因素为风水形胜[42]。从雍正帝一生所为来看，其改革力度和魄力确实为清朝皇帝中所少见，且从清东陵其余陵寝的风水考察来看，东陵境内确实很少有能与孝陵相媲美的风水宝地，所以雍正帝另辟陵区也应该是主观因素和风水环境共同影响的。

其三是道光帝陵寝营建及对陵寝规制的改革。道光帝陵寝选址、营建及最后的规制，在整个清朝陵寝制度史上都是最为特殊的，所以对相应问题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徐广源《道光陵搬迁始末》[12]一文中，对道光帝改建王佐村园寝、营建和拆毁东陵宝华峪陵寝及营建西陵龙泉峪慕陵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并依托史实和碑刻文献，认为道光帝迁陵主要是由于风水和随父葬的夙愿，同时也反映了他性格中的虚伪性。王海燕的《道光宝华峪陵拆迁的偶然与必然原因探析》[43]一文中，认为道光陵迁陵的偶然因素是地宫渗水，而必然性则是随父葬的夙愿。两种说法同样具有合理性。

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主要在于对一些重要部分的缩减，前文中已经提到。徐广源《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及影响》[18]一文着重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经历了三个过程：(1)对宝华峪陵寝的改革，但依然保存着前面五座帝陵的传统规制；(2)对龙泉峪慕陵进行的根本性的改制；(3)裁撤圣德神功碑楼，于神道碑阴镌刻追忆文字。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对后世帝陵影响巨大，使得陵寝变得朴实俭约。

与此同时，道光帝对陵寝的缩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体现了他的节俭。但两建陵寝，并对慕陵进行精细化的装饰却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关于清陵介绍的读物都对慕陵精美的陵区装饰作了介绍，特别是隆恩殿门扇、隔窗、梁柱、雀替、藻井等各处的楠木雕龙，高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天花板龙头，殿体金丝楠木木料，以及干摆灌浆、磨砖对缝的墙体和青白石仿木质的石牌坊充当陵寝门等等[11]242-244。这都体现了慕陵外俭内奢的特点。夏永学的硕士论文《道光帝崇俭抑奢之探究》一文中认为，道光帝的俭约思想在建陵这方面显得还是有限的[44]。徐广源《从宝华峪陵寝的兴废看道光帝的性格》[45]一文中，对道光两建陵寝和日常生活中看似节俭的行为作了梳理，分析出道光帝虚伪、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的性格。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清朝陵寝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近40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规制和丧葬礼仪制度上，对这些基本制度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以此为切入点，重视档案文献和考古发掘的结合，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在清朝所呈现出的不同发展特点作了深入研究，这是其特色所在。但是在研究中角度主要集中在陵寝本身，未能延伸至与陵寝相关的自然环境，以及陵寝所反映出的思想文化方面，这也是其问题所在。所以在未来对清朝陵寝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充分利用档案文献和考古资料，进一步挖掘文献史料，并适当对已盗掘而未清理的清陵地宫进行发掘和文物整理，注重实地调研，为清朝陵寝研究提供更为详实而有用的资料支撑，对一些未解和具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对陵寝地宫规制、部分陵寝的特殊性等作以深入研究，从而为清史研究在内容和角度上作以扩充，弥补缺失。

其次，跳出前人研究集中在主要帝后陵本身的局限性，在研究角度上予以更新。第一，从制度史的角度可以将关注点放在陵寝的附属机构上，例如陵寝内务府、陵寝礼部等等，讨论其设置和功用在整个清朝机构设置中的特殊性；第二，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将关注点放在陵寝制度与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互动上。在这方面，沈宏格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讨论了清代前期的丧葬礼制建设[46]，这对认识清朝满汉文化冲突与交融都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深入研究陵寝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第三，从自然美和古建美相结合的角度，对陵寝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察，尤其是关于风水墙、马槽沟、案山砂山等自然因素对于清朝陵寝建筑分布和陵寝制度发展变化的作用；同时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营建自然与古建有机融合、和谐共生的美好氛围，从而促进盛京三陵和清东西陵的旅游业发展。

帝王后妃陵寝是国家与政权的产物，见证王朝兴衰，反映帝后性格，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清朝陵寝保存相对完整，是清朝留给后人最直接的研究资料，所以对清朝陵寝的研究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认识清朝的历史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