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秦代始皇帝嬴政发动的焚书坑儒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经历的首次浩劫。这一劫难给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遗留的心理创伤，可以说是智者心中永远的痛。反思产生这一人类历史悲剧的教训，由此成为历代哲人墨客痛定思痛、上下求索的哲学命题，至今尚有继续深入发掘的必要。不揣冒昧，参与事件本末的评析。

一、秦始皇与儒生博士的互动

儒通称儒生、儒士，本义指遵从孔子学说的读书人。西汉学者司马谈撰文《论六家要指》，评价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中的儒：“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3290提纲挈领地阐明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流派之一的儒家的优势和弱项。后代学人即由此引申开来，用儒生泛指读书人、学者。而从统治者的个人履历考察，嬴政生活年代居于司马谈之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时，他正忙于运筹决胜消灭六国诸侯的大型战役，其对阴阳等六家学说的了解，自然远没有达到司马谈这般透彻的理论高度。其政治视野关注的儒生，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即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

然而，战国以来知识分子对嬴政的回应，却远远超过其本人给予对方的关注。早在统一六国之前，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2]13，嬴政受韩国派遣的水工郑国游说，倾全国之力，修建大型水利建设工程“郑国渠”，为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成为彼时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这一重大决策，却极大地牵制了秦国本可以用于统一六国的战争的人力和物力，延宕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此乃嬴政在执政生涯中首次发觉被韩国儒士、水利工程专家郑国坑骗。“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1]2541时任客卿的李斯亦处于被逐之列，遂上《谏逐客书》，以秦国历史上重用客卿取得成就的四位君王为楷模，讲明没有客卿的功劳，就没有秦国此时的富强，以秦王政最熟悉的身边实物诸如珍宝、美色、音乐为例，揭示“重物轻人”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明确指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番金玉良言的效果甚为明显。“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史记·李斯列传》)[1]2541-2546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斯一封《谏逐客书》上达九重，非但没有拂逆秦王嬴政的龙鳞，李斯个人反倒因祸得福，藉此契机踏上飞黄腾达的政治巅峰之路，秦王政也由此加快了统一天下的脚步，可谓统治者嬴政与其客卿李斯在政治上的“双赢”。这件事对战国末年儒士心态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客卿在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大潮流中话语权逐步加重，天下儒士陆续胸怀壮志入秦，渴望在国家政治体制内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应该说，嬴政与儒士良性互动机制的“蜜月期”，从他采纳李斯《谏逐客书》的建议，并重用李斯其人的那一历史时刻起，即已拉开序幕。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借鉴六国诸侯用人方略，在朝中设置博士七十员，并召集他们集体跟随皇帝銮驾，到泰山脚下参与策划祭祀泰山的盛典预案，这将秦始皇与儒士互动机制的蜜月期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2]27，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1]242秦始皇封禅泰山，是秦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秦代儒生在秦朝廷崭露头角的绝佳机遇。秦始皇敕封泰山山腰的五棵松树为“五大夫”，可以看作是始皇帝为天下儒生树立的道德楷模，隐喻始皇帝希望儒生应该像松树那样，效忠皇帝万年不变。后世之以青松比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盖源于此。史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1]1366此间的齐鲁儒生博士，乃司马谈那篇论文中儒者的核心。对他们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始皇帝亲密接触，让始皇帝注意到自己的政治机会。始皇帝陛下的关注，唤醒了儒生心中积蓄已久的从政欲望，齐鲁儒生个个如沐春风，以为今后可以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诸位儒生披肝沥胆，畅所欲言，提出他们对于封禅大典的理想化建议，试图以此报答始皇帝的知遇之恩：“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1]1366蒲车，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蒲裹车轮，恶伤草木。”葅稭，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稭，禾藁也。去其皮以为席。”《史记索隐》引《周礼》：“祭祀供茅葅。”《说文》云：“葅，茅藉也。稭，禾藁去其皮，祭天以此。”[1]1366-1367就环境保护而言，诸儒生提出的始皇帝封禅泰山大典预案，确乎是上古遗留下来的保护泰山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展示帝王隆重祭祀泰山的至诚之心和感恩本意，原汁原味返璞归真的祭祀正经。这可以说是上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绿色环保理念。但是，以秦始皇的政治需要衡量，用蒲草包裹车轮，把地面简单地打扫一下，就作为祭祀场地，连祭祀的席子都是用茅草、禾稭编成，这种从不得伤害泰山草木的宗旨出发，力求容易办到、易于遵行的可行性预案，未免太寒碜和不近情理了。须知帝王封禅泰山，乃是为了体现天子“受命于天”的政治理念，图的就是以最为隆重的祭祀礼节仪式，彰显国家权力体制的威严。质言之，秦始皇风尘仆仆不远千里前来封禅泰山，是在追求天下太平，皇权永固，传承至千秋万代，而不是来听取儒生的至理名言的。“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史记·封禅书》)[1]1366绌通黜，即贬退不用。秦始皇没有带这些儒生上泰山参加封禅大典，秦朝儒生从此被边缘化。可怜的秦朝儒生！好容易遇到千载难逢的能够与始皇帝互动的蜜月期，谁知刚刚开始，还没有来得及细细体会个中滋味，就因为自己不会看人脸色，信口直言，而被宣告结束。此时，秦始皇并未大发雷霆之怒，也没有儒生因此被捕入狱。他们只是与幸运机遇擦肩而过，不再被秦始皇重用罢了。

遗憾的是，秦朝儒生并没有经此一个回合，就因此而认清形势，急流勇退，借机退出政坛是非，从此自甘缄默。他们仍然顽强地表现自我，对秦始皇祭祀泰山盛典的方方面面评头品足：“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1]1367讥，讽刺，嘲笑。这还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儒士抒发胸中块垒时，那种“华阴万树长松叶，却笑君王未得知”(祝允明《怀星堂集·家藏李兴宗毛女》)[3]式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哂笑，而是直接针对秦朝朝政的满腹牢骚之言，讥讽矛头直指始皇帝陛下。从此以后，秦始皇与儒生的关系由热逐渐转冷，日益消歇下来，进入双方互动机制的冷却期。

二、秦朝方士对秦始皇的回应

上述史实只是秦始皇与儒生这对矛盾对立统一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秦朝儒士并未像秦始皇想当然推测的那样，自甘附属于统治者，任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仍然在时时窥测政坛风云，时不时还会化被动为主动，因势利导，大胆出击，回应秦始皇一下，以实现政治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秦代儒生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的精英即供职朝廷的博士一职，源出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1]1895“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1]2346秦始皇朝廷上的七十员博士，即由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士因袭而来。倘若从宽泛的广义上来说，这些博士皆属于儒生。但以司马谈论文拟定的具体标准衡量，他们却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孔子之徒即儒家，而更近于名列儒家之前的阴阳家：“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3290。这些人与其称之为遵从孔子学说之徒，毋宁说是效法邹衍法术之士，方更符合他们的学术观念。秦代的方士徐福、卢生等人，即属于此类。这些方术之士看准了秦始皇心中的弱点，冒着一旦计谋败露，则将首领不保的生命危险，蛊惑秦始皇走上“求仙”之路，巧妙地坑蒙了秦始皇。

祭祀泰山盛典的隆重举行，极大地提振了秦始皇对于“天人合一”的信心，他开始在“求仙”的道路上迈开大步。秦始皇二十八年祭祀泰山“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汉书·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史记·秦始皇本纪》)[1]247-248徐巿又作徐福，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徐福所说的三神山，充其量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但徐福却着实“忽悠”了秦始皇一把：秦始皇命他率领数千童男童女漂洋过海，情形堪比现代的大规模移民。而这一重要决策的实效，是禁不起实践检验的。徐福对外宣称为秦始皇访求“仙人”，结果历时数年，连“仙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秦始皇嬴政再次察觉情况不对，三十五年(公元前212)[2]38坑儒时，严重警告徐福耗资巨大，却没有求到“仙药”，已经触犯了朝廷的法律。徐福本人当然清楚问题的严重性。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2]39，“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秦始皇本纪》)[1]263此间之占梦博士，为坑儒事件之后幸存，并且还在被秦始皇所言听计从的在朝博士。渤海的巨型鲛鱼，替徐福挡了这一箭。徐福不敢怠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1]3086秦始皇二十八年发童男女数千人，加上后面这批三千人，前后当近万人。这些跟随徐福东渡，入海不还的近万名少年男女的去向，从此成为千古之谜，也成为动荡年代儒学中人向往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4]的心灵避风港的前身。

徐福游说秦始皇“求仙”之时，恰逢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依照秦朝制定的法律量刑，徐福等方术之士的“欺君”之罪，明显处于被坑之列。徐福之所以能够施展计谋而不被怀疑，狠狠地大捞一把之后，还得以成功脱身的奥秘，说到底，还是由于秦始皇纵容之心未泯，方才熟视无睹，怒而不诛。究其原因，就是徐福揣摩出了秦始皇“求仙”的最大欲望：求取“仙药”，益寿延年。此乃秦始皇被徐福等术士抓住的“软肋”。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2]33，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羡门，《史记集解》引韦昭注：“古仙人。”高誓，《史记正义》注：“亦古仙人。”“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1]252韩终，一作韩众，《史记正义》注：“音终。”[1]259这三个方士从此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秦朝初得天下，有多少国家大事亟待处置，但秦始皇最挂念的，还是寻觅“仙药”，以求长生。秦始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史记·秦始皇本纪》)[1]257卢生所说的“真人”，形象是战国时代道家思想巨擘庄周的《庄子·大宗师》“真人”的翻版。经过卢生等人改造后，已经成为弥天大谎。但秦始皇却信以为真，且实地践行之，足见嬴政对此事的执着态度。秦始皇沉迷于“求仙”，而方士、术士、博士热衷于实现自我，双方的矛盾实在难以磨合。秦始皇与儒生的冲突，即将一触即发，所欠缺者只剩下时机早晚而已。

三、矛盾激化酿成的历史悲剧

由于互不了解，又缺乏沟通，冷却之后的秦始皇与儒生的关系，业已大不如前。儒生们没有尽早地意识到周边形势氛围的微妙变化，依旧按照原有的运行轨迹我行我素，继续展示自我价值，终于超越了秦始皇的心理承受能力。秦始皇与儒生双方的关系遭遇突变，迅速坠入交恶期。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2]34，“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本纪》)[1]254这就是那场最终引发“焚书”法令的秦王朝国宴当庭大辩论的缘起。寿，祝人长寿，犹今之祝酒词。仆射，秦代官名。根据所领职事作称号，意即博士阶层中的主官，犹现代所说的领军人物。仆射周青臣进《始皇帝颂》为秦始皇敬酒，博士淳于越以《议封建制》加以驳斥。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是非功过，已经被稍后的汉初异姓王之乱和西汉前期吴楚“七王之乱”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兹不赘述。焚书事件的导火索，是淳于越博士直言不讳，指出了周青臣的另一个缺点：面谀。面谀，即当人(多数情况下，应是当时在场的执政者或顶级首长)之面阿谀奉承。面谀之风乃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的生存常态，伎俩拙劣者往往会沦为众人笑柄。究其发源，并非始于秦朝周青臣。早在战国时代，儒学“亚圣”孟子就指出：“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孟子·告子下》)[5]周青臣的突出表现在于，他在秦朝国宴祝酒时率先大唱赞美之言，不惜大胆暴露自我灵魂的赤裸裸的表演，其诉求无非是想在一众博士的随声附和中，掀起一个热情歌颂秦始皇丰功伟绩的高潮，大树特树始皇帝的绝对权威。此事不仅涉及周青臣个人的仕途进退，也直接关系到秦始皇嬴政的自我期许。“秦始皇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一切要做的事，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6]16这种中国农村典型的土豪心理，可谓用心良苦。“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258可怜天下始祖心！周青臣正是摸准了这一点，才献上这搔到秦始皇内心痒处的颂词。但同朝博士淳于越当场驳斥周青臣，直言谠论，拂逆了始皇帝陛下的颜面。须知秦始皇是在大宴群臣呵。“始皇下其议”[1]254，即交给当时在场(包括七十博士在内)所有参加此次国宴的全体官员讨论。“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1]254-255“焚书令”作为秦朝始发的天下第一“禁”，实际上禁止的，是那些与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制度唱反调的异端思想学说。竹帛图书是有形的，思想传播是无形的。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是秦朝法制与晚周六国社会制度走的不同道路，也是周青臣与淳于越争执的焦点。“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王充《论衡·语增篇》)[7]从源头上说，正是淳于越博士是古非今的复古言论，激发了先秦典籍的巨大灾难。李斯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1]255

以上，就是秦代“焚书令”划定的焚烧范围。这是秦始皇亲自点燃的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第一把火”，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是，先秦典籍却并没有因秦始皇此举，而悉数付之一炬，全部损失殆尽。此处有三点，必须予以辨别澄清。首先，秦始皇颁布“焚书令”的目的，意在用雷霆万钧的暴力手段，宣示统一天下的统治思想，将天下黔首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纳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轨道上来。这与秦始皇消灭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建立由皇帝独裁，上自朝廷，下至乡、亭的地主阶级国家统治机器，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6]4，35的政治举措，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其主要诉求，在于统一天下黔首的思想，如“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集解》引应劭注：“禁民聚语，畏其谤己。”《史记正义》注：“偶，对也。”[1]255即不准在两人以上的公众场合聚集谈论，引用《诗》《书》等古代典籍中的话来否定当今，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此中昭示的史实是，秦始皇焚书时，除了淳于越鼓吹的代表分封制的六国史官所记录的晚周各诸侯国历史，遭到全部焚毁，从此被逐出中国思想史领域，汉代以后再无人恢复之外，其他大部分图书在执行焚烧的法令之前，都保留了备份：(一)秦国史官所记录的秦国历史；(二)秦朝廷七十员博士负责收藏、整理、保管、研究的《诗》、《书》、百家语，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藏书；(三)属于实用科学，不涉及民众言论，而特许保留的图书，如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四)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历代国君颁布施行的法律条文。质言之，秦朝廷典藏室收藏的全部正版图书，都没有投入焚烧“禁书”的火堆。“所谓秦时焚书，只烧民间之书，不燔博士之藏书”[2]37，乱了天下黔首，锻炼了秦朝官吏。从出发点上考察，由李斯代拟、秦始皇批准施行的“焚书令”，在统一天下思想、确立官方正版、删除芜杂言论方面起到的实际作用，与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清朝乾隆年间深入民间，搜集整理图书典籍，由朝廷指定专人纂修《四库全书》的发起动机相比，外在形式虽然相异甚至相反，其内容实质却高度一致，都是意在统一天下思想言论，保证君主专制社会制度不被撼动，正可谓殊途同归。后来封建社会屡次大兴“文字狱”，加一切异端思想学说以封禁之罪，在秦始皇这里即已滥觞。后代学者考证秦朝“侍御史……掌图书秘籍。始皇时，张苍为御史，主柱下方书。”[8]嬴秦王朝覆灭之际，楚汉相争胜利果实，“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1]2014此时上距秦始皇焚书，业已七年矣。“焚书令”规定焚烧的各种图书，依然尚存。汉王相国萧何所收缴的这些图书，实即秦侍御史掌管的柱下图书秘籍。再次，先秦典籍的灭顶之灾，并不在秦始皇“焚书令”点燃的熊熊烈火，而在于西楚霸王与诸侯屠杀焚烧咸阳阿房宫的那场大火。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2]49，时任沛公的刘邦，从项羽、范增、项庄、项伯等人特意为他预备的“鸿门宴”上仓惶逃席之后，“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1]315“只有项羽放的‘三月不灭’之大火，终将绝大多数图书付之一炬”[9]，焚书灾难的蔓延肆虐，当在此时。秦朝史官所记的历史，随同秦博士职守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在汉初全面恢复，汉代新生博士重新寻觅到遨游于斯、乐此不疲的毕生事业。而秦始皇“焚书令”中特地网开一面，准许保留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汉初反倒无声无臭无人问津，已经荡然无存，就是有力的证明。

秦始皇嬴政悍然下令焚书，宣告了秦始皇与当朝儒生的彻底决裂。秦朝儒生们此刻仍没有意识到巨大危险的迫近，他们还在那里愤愤不平。秦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1]258亡，逃跑，亡命海外。秦始皇对儒生包容利用的耐心，已经全面崩溃。秦始皇与儒士的互动机制，至此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1]258

这就是秦始皇亲自下达“坑儒诏”的具体史实。被坑杀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方术士，即遵从邹衍学说的阴阳家之徒，秦始皇本来想用他们“求仙”炼丹药，结果始终求不到长生不死的“仙药”，真面目日渐暴露。前有韩终、侯公、石生一去不返，如今侯生、卢生又逃之夭夭，只有他们非法谋利互相告发的消息，传到秦始皇耳中。这些坑蒙秦始皇的方士，乃秦始皇怒火的燃点。此时只剩下候星气的三百术士，为方士们“顶缸”，顶替逃亡的同伙，承担欺蒙始皇帝之罪。另一类是文学之士，即遵从孔子学说的儒家之徒。秦始皇本来想用他们歌功颂德，振兴天下太平气象，哪知道他们竟然大唱反调，“为訞言以乱黔首”[1]258。訞言同妖言，即怪诞的学说，诳惑人心的话。“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王充《论衡·语增篇》)[7]可见这些儒生的被坑杀之罪，即制造政治谣言，蛊惑民众人心。这种有损始皇帝尊严的“大不敬”言论，如果时间前置，放在秦始皇召集他们到泰山脚下，讨论封禅大典预案的时候讲，那是合法言论；因而秦始皇下山时遇到暴雨，诸位儒生博士讥讽秦始皇，并未受到责罚；就连淳于越在秦始皇大宴群臣的宴会上出言不逊揭人老底，也能够安然无恙。但是，淳于越发言之后，秦朝颁布了“焚书令”，严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此乃彼时天下第一“禁”。“焚书令”发布之后，有谁再敢说这种犯“禁”的话，性质就变了。这些讲话不知因时因地、适可而止的儒生，恰巧就掉进了嬴政、李斯、周青臣等人精心挖掘的这个大坑。在御史审查下，儒生辗转告发，局面变得失去控制。就连皇储扶苏出面求情，都已无济于事。“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史记·秦始皇本纪》)[1]258一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千古悲剧，就此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