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枫

图/视觉中国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2021年末逐渐显现出轮廓。

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未从特朗普政府最后十个月所造成的破坏性局面中走出，拜登团队也没有像外界曾经所期待的那样有建设性地推动中美关系，而是大体维持其前任团队的鹰派策略。

这种延续一定程度上是拜登政府面临的美国内政困境所造成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分析说，拜登未能在大选中大胜，这导致他没有国内政治资源去改善美中关系，即便他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美国社会和党派政治的撕裂更加剧对其掣肘。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通过联盟驱动的竞争体系遏制中国。这让一些声音认为，这种方式比特朗普政府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大伤害。李成认为不能单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政府虽然也对华示强，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不尽相同。那就是在经济上不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不寻求改朝换代，意识形态上不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特朗普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拨乱反正，这让两国关系在上半年并未得到改善，直至下半年元首通话后才显现缓和迹象，最受关注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姗姗来迟的对华贸易政策讲话中提出“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较为积极的概念。

虽然出现好转迹象，但李成认为，这种缓和是短暂的，因为两国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已视中国为挑战者和主要威胁，两国政治经济模式的不同让美国社会对中国存在恐惧感和误解，尤其是在美国内政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

这种结构性矛盾也让拜登政府选择用竞争这一概念主导中美关系，但中方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李成看来，若以竞争主导，两国关系将难免滑向冷战对抗，因为竞争与对抗的界限很难区分，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的认知差异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那就是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创、急于求成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选择用错误和铤而走险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双边关系。弥合这种分歧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李成建议不应该以19世纪的心态看待当今世界，也不应该用20世纪的方法应对时代新挑战，而应该从地缘政治博弈的旧思维中跳脱出来，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来为两国关系寻求动力、建立共识。

在李成看来，这个新的角度就是两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不仅是各自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两国领导人都将政策重心指向振兴中产阶级。这些共同点能够构筑良性互动基础，将彼此的中产阶级视为机遇以及助推经济繁荣的动力，而不是借此进行零和对抗。

《财经》：你如何评价自今年1月就任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李成：评估对华政策离不开分析美国内政。在2021年，无论是美国内政外交本身还是美中关系都是起伏变化、危机不断，美国经历国会大厦遇袭、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美军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惨败以及拜登政府不负责任、丢尽颜面的撤离，这些都加深美国自身焦虑感和失落感。这个大背景下，美中关系恶化速度超出外界想象，一度曾向敌对和直接冲突方向发展，指责彼此是“种族灭绝”政权，揣测对方实验室失误引发新冠病毒泄漏，在中国周边海域——台湾海峡、南海、东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飙升。双方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加大妖魔化对方，用零和博弈和幸灾乐祸思维方式看待彼此。尽管双方近期有高层接触，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收敛。

《财经》：正因如此。中国国内一些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无不及，对两国关系更有害，你赞同这种看法吗？

李成：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与盟友合作，这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但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拜登政府联合同盟国共同抵制中国的方方面面。例如，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起半导体芯片联盟;呼吁志同道合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理由抵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举办活动;敦促欧盟重新考虑中欧投资协议;成立美日澳印度四国准军事同盟;年底召开民主国家峰会。这凸显拜登政府加强通过同盟国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施压。这解释了为何一些中方民间和官方背景的学者都认为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還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建立反华联盟并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定性，这几乎将中国逼入墙角。

从这个角度看，拜登确实并未如外界所期待那样摒弃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是选择基本延续鹰派作风，但这不能等同于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中关系恶化的起源在特朗普政府，特别是其执政最后十个月，鹰派团队完全掌握对华政策，推出四大举措——经济上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推翻中国政府，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准备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些问题上，拜登政府采取不同政策，首先反对与中国全面脱钩，选择在保持美国技术领域优势情况下有选择性精准脱钩;不支持政治上颠覆中国政府;虽然尚未明确取消中国行动计划，但至少表示加强文化教育交流，今年夏天给9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这与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全社会威胁完全不一样;在不同场合高层会晤中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财经》：拜登政府为何很大程度延续特朗普政府鹰派作风？

李成：这可以从美国政治中寻找原因，2020年大选前外界曾普遍认为拜登会大胜，但这种情况没发生，特朗普获得7400万张选票，比他2016年当选的那次还多1000多万张。内政撕裂使拜登政府没政治资源去做想做亦或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改变具有重大争议的对华政策。拜登必须与共和党议员妥协，因此随波逐流，顺应共和党强调的“谁比中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如果拜登大选大胜，他会有更多动力和资源去尝试推动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他在竞选中曾经给出信号，即区别看待中俄，反复强调中国不应该是敌人，批评特朗普政府鹰派人士。

《财经》：虽然中美关系总体上尚未有完全改善跡象，但两国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会晤带来一些积极因素，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缓和？

李成：中国有些声音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经济压力太大，例如通货膨胀严重、供应链受困、庞大基建规划需要中国合作。还有人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希望与中方对口官员对话，这些说法有点言过其实。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压力，华尔街、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我认为，这不是促成苏黎世会晤的主要动因。

美国推动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通话有四个原因，首先，拜登总统曾四次访华，11次见习近平主席。他们有非常良好的交往，拜登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他不需要副手建议，他与自己外交团队主要官员对中国的看法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了解让克里特使的天津之行后很快促成这次通话。其次，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朝核、伊核、阿富汗撤军、缅甸政局剧变、对俄关系、边境难民等——问题重重、败笔累累。拜登外交团队尝试做出调整，否则外交事务层面会被反对党和民众认为毫无政绩。鉴于这些议题中有不少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动机。第三，美中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频繁军事演习增加擦枪走火可能性，这需要双方高层认真对待，所以两国元首通话，军方也展开互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第四个原因尤其重要，拜登上台后加强同盟关系，这些盟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安全领域与美国走得近，但要它们选边站队很难，大多数盟国不赞同美国的反华冷战思维，德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都曾表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对中国有所保留，但不愿意和中国打冷战。日本领导人也表示过类似观点，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它们都明确反对选边站队和冷战思维。拜登拉盟国对抗中国带来变化的同时也带来制约，因为这些盟国在经贸、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区域和平等问题上比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它们也没什么“老大老二”情结，这就解释了拜登为何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不搞新冷战，虽然他的很多做法就是冷战思维，但起码口头表态反对新冷战，这就是出于压力，因为盟国不希望美中这样走下去。

以上几种原因都超出对经济压力的考量。美国经济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纾困救济方案的落实，目前也未矛盾尖锐化或不可收拾。而且美联储还可以印钞票，所以经济原因不是主要动力，退一步来看，即便在经济上与中国全面合作打开缺口，美国民众也不认同，他们认为这只对华尔街、对大公司有利。

《财经》：这种元首通话带来的关系缓和会持续多长时间？

李成：这种缓和是短期现象，美中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并没有到转折点，这并非是低估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对话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当然意义重大，这再次说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40年交往所建立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桥梁和纽带不会是也不应该像美中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会“垂直坠落”。与此同时，两国决策者都意识到美中关系若要实现可持续缓和，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因为存在结构性矛盾。

《财经》：哪些结构性矛盾制约双边关系缓和？

李成：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国力上升后与美国维护霸权体系产生冲突，因为原本美中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截然不同，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两国间结构性矛盾在激化。全球地缘政治中，美中之间断层线正在形成，科学技术成为竞争最核心领域，美国近年来发现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突飞猛进，例如5G、人工智能、算法、航天，还有最近热炒的超音速导弹，所以不难理解许多美国人为何如此不安。这其中虽然有些夸大，但可以说这是二战后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技术潜力、综合国力和经济全球化能力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国家，冷战时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主要在军事和航天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综合国力上不具备挑战实力。美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高于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不会结束，因为美中竞争核心是科技，当下科技竞争前沿是5G和芯片，两国将在产业、研发、市场和人才领域进行竞争。美中专家普遍认为两国在5G领域不是竞争谁建设得更好，而是要有两个不同的通讯方案，两个不同频段选择，5G网络最终归属权是毫米波还是厘米波，这将决定美中谁是未来一二十年通信领域领导者。

这里需要说一下，我们对华为谈得很多，但两国报道大都从己方观点入手，很少看对方想法。这不是说美国打压华为是对的，而是要了解打压原因和思路以及美国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20年11月，中国在建5G基站已达到70万个，占全球比重70%，照计划今年要再兴建60万个，中国在5G进展迅猛让美国感到必须压制华为，因为这挑战太大，所以才被解读为国家安全威胁。另外，美国制造的芯片全球份额在1990年占37%，目前只占12%，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重建供应链和产业链联盟，因为这是中国的短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呼吁盟国限制对中国出口敏感技术，这种吃相很难看，就是要遏制中国发展速度，美国担忧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领先优势，再过很多年也许会被中国超越。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国政治经济模式不同乃至对立。如果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蒸蒸日上，就不会那么在乎中国的不同模式，但过去几年，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发生多层次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糟糕、种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特朗普现象和极端民粹主义抬头……这些自身危机加剧美国民众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所带来的恐惧感和反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美国自信心处于很大的危机状态。再加上两国学界和媒体过分强调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美中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抗衡在未来几年不会缓和。

《财经》：面对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应从何入手缓和关系，我近日采访美国驻华临时代办米德伟，他提出从易到难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挑战，哪些领域可能较快得到改善？

李成：结构性矛盾是长期的，战略竞争也不会停止，中国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立场也不会变，所以美中对彼此强硬外交政策在未来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但我认为米德伟所说从易到难解决美中关系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从容易问题入手，即争议较少且使彼此较明显获益领域，例如国际公益事务，包括气候变化、反恐、反毒品和区域性维和。

一些领域可能较快出现缓和，我曾在去年底布鲁金斯学会和耶鲁大学的一份联合报告中建议拜登政府继续欢迎中国留学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取消惩罚性关税、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这些都在改善。我还建议恢复与中国人权对话，这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坐下来谈。联邦调查局发起的违宪的“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计划，应该尽快废除。还有重开成都和休斯顿总领馆，恢复富布莱特在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项目交流，这些也都是可行的，盡管目前还未发生。通过这些举措可以建立互信，聚沙成塔带来质变。

《财经》：气候变化被视为是可能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绿洲”，也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为何中方担忧这一“绿洲”可能会沙化？

李成：近几年来，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出台很多战略报告，其中一大部分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安全挑战和威胁，这与“9·11”之后将恐怖主义视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同。但并非所有官方报告都持如此观点，有些重要报告则将气候变化定义为最大威胁，这些报告并未被中国媒体报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太平洋舰队战略分析报告，将气候变化和恐怖分子等全球议题当作首要威胁。

小布什在“9·11”前曾将中国定为敌人，如今若把中国再次认定为敌人，这又一次找错敌人，敌人应该是人类社会共同威胁，气候变化、新冠病毒、核扩散危机、恐怖主义……但如今却几乎就是要公开说出中国就是美国敌人，这非常糟糕。如果继续这么说，那么中国当然会成为美国敌人，很遗憾这种负面声音在美国占主流，妖魔化中国的声音有增无减。中国要实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承诺需要付出一定短中期经济利益，如果美国总在其他方面批评中国，中国肯定会有相应考量。另外，共和党的许多人对气候变化有不同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新能源就是炒作，中国肯定会考虑共和党如果在中期选举和下次大选获胜，那么气候变化议程就会被抛弃，这正是中方所担忧的——如果不抓住机会，绿洲也会沙化。这种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声音不只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会给美中和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带来阻力。

《财经》：与气候变化一样，外界对中美经贸领域缓和也持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概念，但美方专家认为，这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改弦更张。中美能再挂钩吗？经贸关系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是怎样的角色？

李成：无论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还是财长耶伦，都是拜登内阁中以温和理性著称的官员，不仅反对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全面脱钩，也不赞同拜登政府一些高层官员所认为的接触终结论。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都强调要接触，这说明在拜登团队中不是铁板一块。但问题是美国如今对华政策的重心已不是经济和金融议题，而是安全议题主导，当年是财长保尔森主管中国事务，如今则是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坎贝尔，这是国务院和国安会官员主导中国事务，而不是经济事务部门官员，前者大多是主张对华强硬和要打压中国的官员，戴琪属于后者并不代表主流。这表明尽管经贸还是两国关系压舱石，但已不是驱动器（driving force），重要性已让位战略安全，要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看美中经贸关系的地位和作用。

但另一方面，美国仍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五个月，美中贸易比同期增长41%，考虑到2020年前半年美中贸易并未受冲击，所以这个增长数据是有意义的，这表明美中经贸关系仍在发展。2020年中国是美国15个州最大进口伙伴，包括加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等，这些都是美国政治经济重镇。

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有地方因素，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对华示强保持一致，但地方领导州长、市长、州和市议长还有另外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花费几十年努力培育的美中经贸教育文化关系。过去40年交往已让美中结成50个姐妹省州和200多个姐妹市，美国州政府在中国设立27个代表处，这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包括加拿大和英国。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到2020年初因疫情暂停国际旅行，美国许多州政府派贸易代表团访华，这说明强大且有针对性的地方合作为两国带来就业和投资，也为中产阶级带来实际经济利益，这与联邦政府战略上对中国强硬打压形成对比，这会给美国决策者很多思考余地。

中美两国存在一些争议较少且使彼此较明显获益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反恐、反毒品和区域性维和等。图/视觉中国

《财经》：美国目前用三分法定义中国，即合作、竞争和对抗，中方则认为不应该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用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李成：拜登政府重申在符合美国利益方面可以和中国合作，这与特朗普最后一年全面脱钩不同，但同时强调激烈竞争。拜登同时改善与盟友关系，让盟友积极参与对抗中国。我曾在拜登执政百日时撰文指出，拜登政府提倡的联盟驱动竞争有意无意会走向冷战对抗，因为界限很难区分，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站队，这就是基辛格博士和董云裳（前代理助理国务卿）等资深外交官所担忧的，他们都认为华盛顿过分强调竞争，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引入歧途，陷入新冷战。基辛格指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中两国同样强大，这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前所未有，美苏冷战不具备可比性，当时美国比苏联强大很多。此次不同，任何一方都无法赢得全面战争（total war），如果竞争导致冲突，冲突升级为战争，这是永远没有赢家的战争，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毁灭性战争。

《财经》：有这样的潜在危害，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用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如何弥合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分歧？

李成：正如我前述提及拜登竞选没大胜导致没有国内政治资源去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感到在科技等领域受到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制定对华战略。我对此持批评态度，应该寻找更好方法。我们不该以19世纪心态看待当今世界，也不该用20世纪方法应对时代新挑战，而应该从两国中产阶级这个角度寻找共同点弥合分歧，改善两国关系。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40年来，经济增长60倍，许多中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GDP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中国GDP已在2018年超越美国;与1960年相比，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下降50%;再从人均GDP看，1979年经济改革之初，中国人均GDP不足美国3%，300美元左右，2019年，人均收入提高25倍，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2035年有望达到3万美元左右。我在《上海中产阶级：重塑美中交往》一书中提及目前上海人均GDP是2.3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10月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城镇居民房屋拥有率占96%，上海有户籍家庭几乎都有住宅，上海居民家庭资产平均数为120万美元，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上海等超大型城市迅速发展，在二三线城市也不断增长，从沿海进入内地城市。

反观美国中产阶级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总人口70%，上世纪70年代下降至61%，2000年将至55%，现在是50%，估计还不到。一些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但其实不是，中国很多人是中产，但不认为自己是中产。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显示，1980年-2014年，中国公民收入分成五组，从高到低各占20%，中国公民在这五组中都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20%显著增长，其他四组没明显改善，美国中产没多少存款，房贷很多，每年要交1.5%左右房产税，美国中产如果失业，家庭生活方式会发现明显改变，假设拥有100万美元房产，每年要缴纳1.5万美元房产税，每月还有房贷，一个月要付六七千美元，失业就负担不起。美国中产的不满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几年奥斯卡获奖电影都与中产阶级下沉有关，例如《小丑》和《无依之地》，都反映出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愤怒和沮丧。

我当然不是说中国中产抢走美国中产饭碗，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更多应归因于美国过去数十年分配结构缺陷、贫富悬殊和行业垄断。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解释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念和态度，美国人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这种心态很微妙。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中产境遇缺乏了解，因此难以换位思考，如何弥补这种认知差异很关键。

如今两国领导人都把政策优先放在改善中产阶级境遇，拜登上台后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特朗普2016年胜选也是得到中产选民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给中产减税，其实他们是同一理念，就是打中产阶级牌。再看中国政府，2001年提出优先减贫和扩大中等阶层，而后，习主席又提出中国梦和共同富裕，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如果两国都在推动中产阶级发展，这能否成为良性互动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根源，更不是妖魔化对方？强调这一共同点表明我们是相同的人，有共同愿望，要互相尊重，更要换位思考。

中国中产阶级增长一定程度上利用美国经济开放性，这没有错，就像马凯硕（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所说，中国人把美国人的繁荣当作一种资产，后者已经帮助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他这句话说得很好，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把中国中产阶级的巨大活力和潜力也看作美国中产阶级的巨大资产和机遇？两国中产阶级不仅是各自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

《财经》：明年将是中美关系关键一年，有很多事件会影响两国关系进展，你如何预期明年中美关系走向？

李成：2022年是新肺炎冠疫情暴发的第三年，美中政府在新冠议题上至今没合作，这很遗憾，明年是否会出现合作机遇，并非不可能。美国情报部门溯源结果并非那么糟糕，指出不是故意用病毒做武器，这就是积极点。还有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西方和美国是否会抓住理由对此有举措也值得观察，明年中国要召开二十大，这也很重要，这对全球经济和美中关系都有影响。

在美国方面，最重要的是明年中期选举，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参议院34个席位、39个州州长均改选，民主党有可能输掉众议院多数席位，这意义重大，阿富汗撤军的败笔可能会加剧民主党丢失席位。我来到美国30多年，2008年我也是奥巴马选举团队成员，以往选举只是关注两党政策不同和利弊。但2020年大选，以及明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估计都会与过去不同。美国许多人认为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抗争，良知与愚昧的冲突，民主与专制的选择。这意味着美国近期选举中都要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我布鲁金斯的一位同事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国内意识形态矛盾比国家间意识形态对抗更尖锐，一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己方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这很糟糕。

拜登目前支持率仅有43%，不支持率为53%，由于缺乏政治资源，他的内政外交都举步维艰，新冠肺炎疫情没完全控制，虽然总体比以前好，但也因政治考量急于求成，在口罩問题上朝令夕改。虽然经济上总体还不错，股票市场不错，但通货膨胀有些严重。在种族矛盾问题上，拜登支持少数裔维权是完全对的，但也带来新的争议，有些举措也落实不力，反亚裔事件今年上半年超过去年总和。枪支管控遥遥无期、警察改革无人提及，得州堕胎法案挑战过去数十年女性权利进步成果。再加上仓促撤离阿富汗，这让美国人在军事、外交、政治、道义和心理等层面受到重创。

这种情况会让右翼保守势力得到机会，这是美国历史过往已反复证明的现象。中国国内有些人以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内政外交困境会有利于中国，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种困境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急于求成、铤而走险，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创、急于求成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会给世界乃至中国带来很大冲击和伤害。国内矛盾尖锐让美国执政者没意愿也没资源改善美中关系，两党都会对华示强，将中国当成敌人，夸大中国威胁，导致双边关系难以彻底改善。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交流，更需要深刻全面了解对方，这对彼此都有利。

愿美中两国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理性、智慧、自信和沟通，转危为安，造福世界。

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