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衣林 ，傅延龄 ，刘旎 ，张思琪 ，倪胜楼 ，宋文杰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29；2.韩国；3.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

在过去的两千年间，诸多医家对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争论不断。近年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时期的一两，今为13.8 g[1-2]，但中日各时代众位医家均对此存疑[3]。在第2阶段和第3阶段，对于一两为多少克的问题，日本医家得出了与中国医家不同的结论。而随着研究进入到第4阶段的现代，中日两国的研究结果均认为一两极为接近13.8 g。中医起源于中国，但在后世的研究中，中日两国对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产生了分歧。那么这个分歧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歧？虽然现代中日两国的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在临床上两国用药剂量差别很大[4]。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于梁、隋、唐

1.1 中国的梁代（502—577年）、隋代（581—619年）、唐代（618—907年） 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早在一千年前的唐代，甚至在更早的梁代，众说纷纭。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后来孙思邈和苏敬赞同了他的看法。这3位医家均为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但是，东汉以来，却出现了复秤、古秤、今秤、南秤、晋秤、神农秤等多种秤，此阶段的人们已经对仲景使用的秤的具体剂量产生了分歧。

1.2 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 中国的梁代、隋代、唐代相当于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此时期遣隋使、遣唐使相继来到中国，从此日本正式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交流[5]。其中《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在日本医界影响巨大[6]。701年日本政府仿效唐朝典章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另外唐朝高僧鉴真以世界上第一部国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为基础，在日本传播了唐朝最新的中医药知识。

对剂量的研究而言，因为此时期在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秤，所以剂量换算法十分复杂。日本根据从中国传播来的信息，不断修整为本国的度量衡标准。对于经方本原剂量的探讨和争论也影响到日本医学界。宫廷医官出云广贞于808年编撰的日本最早的医药书《大同类聚方》中提到，他根据遣唐使所提供的资料，重新制定了药物的度量衡[7]。而在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医心方》中引用了《本草经》和《范汪方》的记载：“《本草经》云：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今按《范汪方》云：六十黍粟为一分。”[8]但是此书中却没有关于秤的剂量的记载。笔者认为《医心方》的著者丹波康赖在诸多中国医籍中，未能很好地明确秤的折算标准，因而未在他的著作中对秤的剂量进行相关论述。

由此可见，此时期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典籍，不仅在国家制度、法律、医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使日本原有的度量衡发生了改变。因此关于度量衡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研究没有差异。

2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延续于宋、金、元

2.1 中国的宋（960—1279年）、金（1115—1234年）、元（1271—1368年）时期 宋代煮散剂得到普及，减少了用药剂量，但仍有部分医家保留了传统大剂量用药。医家们对经方本原剂量看法也开始出现不同，但所得结论相差不大。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提到“古三今一”的说法（今为13.75g）[9]。同时代的朱肱、庞安时也赞同林亿的看法。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到“汉唐十两合今三两”（今为12.4 g）[10]。沈括在《苏沈内翰良方》中还提到“古一两当今二钱六分”（今为11.2 g）[11]。

到了金元时期，临床处方用药剂量方面论述很多。部分医家保留了宋代的认知，另一部分医家则认为，随着宋金元时期度量衡发生变化，方药剂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保留了传统剂量“古三今一”（今为13.8 g）[12]。刘完素又提到“古方四两为唐宋一两”（今为10.3 g）[13]。王好古和吴恕虽然认为“古三今一”[14]，但是这个时代的度量衡不同，此时代的“一两”为12.7 g。由此可见，金元时期医家们关于经方本原剂量的看法没有太大差异，均为“一两”等于今10.3～13.8 g。

2.2 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年）、镰仓时代（1185—1333年） 宋、金、元时期相当于日本平安、镰仓时代，两国的贸易往来频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学著作得到了广泛流传。此时期日本医学界的变革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宫廷医向禅宗僧医转变；二是医疗对象以贵族为中心转向一般民众。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用日文编写的医书，中医学得到了广泛普及，但对于本原剂量的研究却甚少。一是因为拥有大量可用作研究资料的医书的宫廷医已经退出了主流，而禅宗僧医又缺少研究必须的资料，因此本原剂量研究无法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煮散剂开始流行。煮散剂是按照伤寒论的剂量称药，而每次服用3钱到5钱，今为12 g到20 g，剂量问题不会影响到临床，因此剂量研究甚少。

3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3.1 中国的明（1368—1644年）、清（1636—1912年）时期 进入明清时期，方药临床剂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方本原剂量也出现了2.85～22.2 g多种折算，差异很大。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明代为一剂一服，一服药煮一次，一次服完。如果按照唐代用法一剂三服的话，一剂的药量需要3.75 g的3倍，也就是11.2 g[15]，与唐代的研究结果（一两为13.8 g）相差2.6 g，差异不大。李中梓和王肯堂也赞同了李时珍的看法。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到“古一两为今六钱”（今为22.2 g）[16]。进入清代，对经方本原剂量的考证，结论更为多样。王丙认为“古一两准今七分六厘强”（今为2.85 g）[17]。徐大椿认为“一两合今二钱”（今为7.5 g）[18]。钱潢和章太炎认为“汉之一两为今二钱五分”（今为9.375 g）[19-20]，和宋代沈括观点相同。陈修园和李文荣认为“古一两今在二钱到三钱间”（今为11.25 g）[21-22]。吴谦认为“一铢约今四分一厘七毫”（今为12.2 g）[23]。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偏向小剂量用药，所以对于剂量的研究结果较前代数值偏低。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医家所理解的张仲景的临床用药剂量为小剂量用药。

3.2 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590年）、安土桃山时代（1573—1568年）、江户时代（1603—1868年）明清时期相当于日本的战国、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分为3个时期。

3.2.1 增加留学生的战国、安土桃山时代 日本引入中国明初最新医学，打破了局方天下。以金元新医学为中心的流派即称“后世派”。后世派医家根据留学经验和独立考证，提出了“唐之半秤”。竹田秀庆在《月海杂录》中提到，他祖父从明朝留学回来后，为了实现仲景的剂量，制作了“唐之半秤”[24]。后世派代表人曲直濑道三在《翠竹庵答问书》中提到，当时的药秤在中国一两等于10钱，在日本京都一两等于5钱，东京一两等于4钱，金银一两等于4.5钱[25]。可见当时日本的药秤一两为中国药秤的一半。曲直濑道三的弟子冈本玄治在《家传预药集》中提到，在日本制作“半秤”是为了实现仲景的“古秤”[26]。贝原益轩在《大河本草》中又提到，当时一般医家用量为一两等于4钱或5钱，或4.3钱[27]。

由此可见，明秤是一两等于37.5 g，“唐之半秤”是一两等于4～5钱（今为15～18.75 g），流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每个地区的计量数值不同。此时日本医学界在将中国医学本土化之际，对于半秤量值，究竟是大秤的一半，还是复秤的一半产生了和中国不同的看法。

3.2.2 增加交流的江户时代前期 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向清朝的更迭时期。清代医家学者的尊经复古风尚影响到了日本。在日本，以尊经复古为学术风尚的流派即称为“古方派”[28]。香川修庵汲取了陈无择的观点，在《一本堂行余医言》中提到古一两等于今三分之一两，约3.33钱（今为12.5 g）[29]。吉益东洞汲取了同时代的徐大椿的观点，在《医方分量考》中提到汉代“古秤”的一两等于今日本2钱（今为7.5 g）[30]。而吉益东洞的弟子村井琴山则汲取了吴谦的观点，他认为“古一两为今二钱九分六厘二毫九丝六忽”（今为12.22 g）[31]。

还有一部分医家用实测或者考证的方法得出了研究结果。正木濑平认为一两今为3.487 g，浅野韫玉认为一两今为5.62 g，白水笋山认为一两今为3.675 g，冈田静默则认为一两今为10.546 g等[32]。

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医家，一部分是接受了中国的研究结果，另一部分则是采取了考证的方法得到研究的结果。

3.2.3 锁国独特研究的江户时代后期 这一时期中国清代的考证风尚影响到了日本，形成了“日本考证派”[33]。他们虽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对本原剂量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中国不同。其中对现代汉方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狩谷棭斎的研究。他在《本朝度量権衡攷》中提到一两等于今1.42 g。丹波元坚、小岛宝素、喜多村直宽、清水藤太郎、冈西为人、铃木真海、荒木性次、大塚敬节、龙野一雄等赞同支持了狩谷棭斎的观点[3，17]。

还有周轩庭在《仲景分量考》中提到，“一两本邦一钱”（今为 4.125 g）[34]。物观、村井琴山、难波抱节认为“一两为11.1 g”，尾台榕堂在《类聚方集览》中提到的数据则与古方派吉益东洞相同。

现在日本药典中的剂量是根据大塚敬节等医家的用药剂量而制定的，也可以说狩谷棭斎的研究结果决定了日本现在用药剂量。

4 经方本原剂量终极于现代

4.1 现代中国（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经方本原剂量，有着一两为3～15.6 g的诸多不同意见。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讲义》（二版教材）认为一两折今约一钱（今为3 g），此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34]，冉小峰[35]认为一两今为6 g，朱晟认为一两今为6.25 g[36]，中医研究院一两今为6.96 g[17]，朱文惠认为一两今为7.8 g[37]，陈家骅认为一两今为8 g[38]，广州中医学院《方剂学》汉一两今为9 g[17]，黄英杰认为一两今为10 g[39]，范吉平认为一两今为13.8 g[2]，彭怀仁认为《中医方剂大辞典》一两今为13.92 g[40]，柯雪帆认为一两今为15.625 g等研究结果[41]。傅延龄教授经过论证以后确定经方中一两等于13.8 g[1]，是根据文物实地的考察、经方药物质量的实测、文献资料的再研究、度量衡专家的权威认证，最终得出的结果，最为可靠。

4.2 现代日本（1945年代以后）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方医学基本被消灭了。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仅有少数人维持着传统汉方医学。然而随着西方医学所引起的副作用的增加，汉方医学又得到了复兴。进入到现代，开始用各种方法证明仲景的剂量。一种方法是实测法，长泽元夫认为一两今为6 g到7 g[32]，桑木崇秀认为一两今为12 g[42]，江部洋一郎认为一两今为14 g[43]。另一种方法是实验法，笛木司认为一两今为14 g[44]。现代日本医家认为，虽然临床上根据一两今为1 g的计算用药，但是实际理论考证一两今为14 g。

表1 经方本原剂量中日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dose of classical formula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5 结论

笔者对历史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地阐述历史事实，更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两国现代所用药量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和了解最佳临床方药用量范围所不可或缺的信息。以下，笔者会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对现代两国用药剂量的影响、大小剂量的差异、两国的共同认识这3个方面进行讨论。

5.1 关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对两国现代用药剂量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临床上，一部分医家会使用以一两“今为3 g”规定的中国国家药典与教材的剂量用药[15]，而另一部分医家为了提高疗效，并且实现仲景的用药剂量，增加了用药剂量。如李可等提倡恢复经方本原剂量，并主张在治疗危急重症患者时用药剂量极大，否则达不到效果[45]。大剂量用药在产生疗效的同时，药性强烈的药物对人体会产生毒性或副作用，剂量的安全范围小，用之不当，或药量稍有超过常量，即可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致人死亡。因此首先应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注意煎服法、地域与体质的差异、用药剂量逐渐增加、观察服药后的暝眩反应等方法控制用药剂量，保证安全性。

在现代日本临床上，大部分医家会按照国家药典的剂量开具处方。笔者曾分析了日本国家药典的剂量，其标准为一两“今为1 g”，医疗保险范围内的汉方药处方也是用此剂量。本研究结果明确了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以一两“今为1 g”，此剂量使用了200年以上。虽然也有一部分医家受现代中国的影响，使用大剂量，但是只占很少一部分，现代日本医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运用日本传统的小剂量。小剂量用药利于节省药材、方便携带、减少医疗费、保证安全性，但需要长期服药。且日本医家与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医家都认为小剂量对重病无法达到很好的疗效，对于重病还是需要大剂量用药[46]。

5.2 关于大小剂量的差别 本研究表明，中日两国均认为张仲景的用药剂量中的一两极为接近13.8 g，但是，在临床上，两国均未使用这个剂量。日本汉方医家处方的平均剂量相当于张仲景用药量的1/15～1/10，大约相当于中国现代中医临床处方用量的1/5～1/3[4]。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医临床运用上，我们可以将日本临床常用量、中国临床常用量、仲景用药剂量进行灵活地调整，扩大剂量使用范围，随机应变，根据不同情况将药量控制在最佳，这才能将治疗效果发挥到最大。

5.3 关于中日两国的共同认识 虽然现代两国的本原剂量理论研究均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此结论剂量远远大于两国现代临床用药剂量。相比张仲景，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水平有限，因此两国医家均无法运用如此大的剂量进行临床实践。而张仲景临床实践经验丰富，可以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严格控制、灵活调整用药剂量。因此，本次研究不仅得到了本原剂量的最终结果，也佐证了中日两国对于张仲景临床实践水平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