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球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明中叶以来，随着官员的考核逐渐倾向于“赋役完纳”这一项，比限制度也在各地逐步形成。此制度一建立，便成为催课之法的核心，到清初，比限处于四大催课之法的首位①。正因为比限制度的重要性，梁方仲、瞿同祖两位先生早就关注到比限，只不过他们不叫“比限”而叫“期限”，虽着墨不多，但分限征收的特点已揭示得较为明晰②。此后的学者，除笔者外，仅是有意无意提及它，致使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设立比限制度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缓征”③，实际上则是为了逼迫老百姓执行赋役交纳的优先原则，即逼迫老百姓将所有收入最先用于赋役交纳，为此，出现了“三日一卯，五日一输”④的普遍现象。其弊端非常突出，赵廷臣言：“一月六卯，限勤期迫，四乡之民仆仆道路，公私咸误。”⑤所谓“一月六卯”，指一年内每月分设6限，需“五日一输”，致使老百姓不是在交纳赋役的路上，便是在衙门内办理纳税手续。

设限过密、比责严苛引起了交纳成本高昂、官员胥吏勒索加剧、市场混乱、高利贷盛行、包揽成风等众多社会问题，结果乡民因催比而破产、逃亡、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⑥。至于当役者，其处境更为艰难。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专比当役者，结果比粮长，粮长破产，比里长，里长破产，比排年，排年破产，比地保，地保破产，致使这些当役者“倾家荡产者相比”⑦，“不逃亡不死徙者几希”⑧。

面对如此困境，老百姓开始积极应对，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措施来避役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