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黄舒琦

当今高度复杂和极度易变的公共危机事件,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以及社会稳定提出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中,但作为 “元治理”的主体,危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通过政府机构这一组织载体实现的。直面危机事件,处于多元任务环境下的基层政府和官员,其治理策略的选择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效果至关重要。回溯过去发生的众多公共危机事件,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法规,实施行政问责制以强化官员责任,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进行风险识别,构建了一整套软硬兼备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而地方政府危机治理行为和效果却大相径庭,危机预警时有失效,信息公开程度不一,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在政策指令执行过程中各有变通。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各异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何在?

对于以上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试图给出答案。一是从系统协同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公共危机趋于跨界跨域,政府采取的传统公共危机治理工具无法适应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呈现出碎片化特征[1],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二是从制度角度论述公共危机治理,认为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本质是制度性危机[2],关注法律、法规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