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秦始皇二十六年的“收天下兵”是学界熟知的史实。与以往研究①此前研究以沈海波：《秦始皇“收天下兵”质疑》,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柳方祥：《对秦“收兵”“禁武弱民”之说的质疑和辨正》,载《体育科学》2007年第11期等文章为代表,这批论文的重点集中于该事件对后世尚武风气的影响。不同,2018年,熊永发表《秦“收天下之兵”新解》一文,整合了传世文献中关于“收天下兵”的信息,指出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及其巩固国家统一、转移战略重心的政治目标[1]。熊永讨论了重新认识“收天下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笔者认为,“收天下兵”是一次兵器管理行动,可以从相应视角解读。学界对秦汉兵器管理问题讨论较多②此类型可细分为不同方向。一是兵器的生产、铸造问题,以张占民：《试论秦兵器铸造管理制度》,载《文博》1985年第6期；赵晓军、姜涛、周明霞：《洛阳发现两件西汉有铭铜弩机及其相关问题》,载《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任艳：《邓皋错金银铜弩机及其相关问题探析》,载《中原文物》2015年第4期等为代表。二是兵器的分配、维护、管理问题,以乐游：《汉简“折伤兵物楬”试探——兼论汉边塞折伤兵器的管理》,载《简帛》2015年第11辑；陈伟：《关于秦迁陵县“库”的初步考察》,载《简帛》2016年第12辑等为代表。三是立足部分特定史料的研究,以《尹湾汉简》为中心的讨论有,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载《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