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宝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汉宣帝自幼成长于民间,适逢其会,得登帝位。在宣帝执政期间,公羊学已有泛滥弥漫之势。而在公羊学精神的激励下,汉代儒生群体太过偏执,以及过于理想化的特征逐渐表现出来,并有极端化发展的倾向。发生于昭宣时期的眭弘“禅让”之议,以及夏侯胜对汉武帝的严苛批判,皆属此类。事实上,即便汉宣帝本人能够登基为帝,也带有一定的阴阳学色彩,亦属公羊学的理论范畴。前述种种,使汉宣帝能够更为直观地意识到公羊学理论的可怕之处：结合当时西汉社会的现实,放任公羊精神的肆意流播,实存莫大弊端。只不过世易时移,汉宣帝时代的社会现实不同于武帝之世,因此宣帝也采取了与武帝迥异的应对之方。关于汉宣帝中兴背后的学术思潮问题已多有学者进行过专题讨论①参见杨生民：《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载《文史哲》2004年第6期；赵沛：《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曾祥旭：《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影响》,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不过关于汉武帝、霍光以及汉宣帝之间“有为”精神的整体衔接、“霸王政”与公羊学之间冲突和解的关注仍有不足,本文拟基于儒家理论与现实政治的冲突融合视野,全面而深刻地考察宣帝中兴局面形成的必然性因素,以期更好地把握西汉中期政治与学术的互动规律及其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