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发起方，是侵略国、加害国，最终成为战败国；中国是被迫奋起抵抗的被侵略国、受害国，但最终坚持到抗战胜利。与此相应的，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无论因其权利还是责任，皆参与了对日处置的各个方面，如受降、收复失地、接收和处理财经事业、审判战犯、遣返战俘与侨民、派军队驻日、对日提出索赔和归还被劫物资等等。总体看来，无论在连贯性还是在专题性的抗战史研究成果中，“战时”部分处于主导和主要的地位，“战后”部分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更谈不上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而在已有关于战后处置研究的框架体系中，赔偿问题已占一定量的篇幅，但关于归还劫物的内容则十分薄弱。

在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十二卷(1947—1949)中，虽然在第九章第二节《对日和约和战争赔偿诸问题的处理》设专目《战争赔偿与索还劫物问题》，但其中关于归还劫物的内容仅为一个自然段的篇幅，且无关于归还劫物的交涉、确定、接收、装运回国等过程的基本叙事，只罗列了截止1949年9月归还劫物共10类的分类统计数据，称“毫无疑问，这些仅仅是被日本劫掠物资的极小部分”。(1)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十二卷(1947—194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6—557页。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版《中国近代通史》的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中，在第十三章第五节《抗日战争之善后处置》下设“对日索赔”之目，主要篇幅亦为赔偿问题，关于归还劫物只有一句：“至于日本劫夺中国物资的归还方面，中国所能收回的极少，损失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