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宏才

这两年，出现了几本有分量的“出版图书”（出版人写的关于出版的书）。比如聂震宁的《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陈昕的《理想在潮头》，近日，又有佘江涛的《走向未来的出版》。

佘著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出版实务、出版管理的方方面面，行文实在无冗言，直指核心；观点往往前瞻领先；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抓住要害。

该书最后一组文章冠名为“走向未来的出版”，又用作书名，我理解应该是作者本书最核心的部分。

我近期也偶尔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个看法：事情是由具体的人做的，而又是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做的。我以为，中国出版的当下、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政策”和“科技”两个维度。

近两年，中国出版的大环境即所谓背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出版社划归宣传部管理，比如“双减”政策等等，都意味着出版面临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关头，出版社如何应对？

我觉得佘江涛比较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引入“未来出版”的概念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未来，相对于现实，是始终存在的，但只有在转折时期，讨论未来，才是有历史价值的。从汉到清中期近二千年，历史是重复的，不值得讨论未来，只有晚清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必须研究未来，并且参与未来、设计未来。

当下，正值“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出版人同样必须主动拥抱未来。这未来是三五年、一二十年还是更长远？则要看各人、各社了。

根据佘著，出版业的未来是数字出版，当下出版界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可这一点。以科技维度来观察出版业的走向，似乎全世界都是这个未来。

我有一个看法：出版业的未来，不取决于出版业自身。

自上世纪90 年代“e-book”概念兴起以来，出版业这二三十年的纸电博弈，多次数字（电子）出版的小高潮，都有相关数字技术阶段性突破的背景。

即说，如果我们认为出版的未来呈现形态是数字化的话，那么，何时未来变成现实，主要不取决于现在出版界的一批人，而主要取决于现在数字（网络、电子）科技界。可以预计，纸-电博弈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总的趋势会是电进纸退。也许真有一天，纸书会进博物馆成为收藏品。这段时间会有多长呢？除了上述技术上的背景条件，还有社会的一面，其钥匙、其决定权，同样不在出版人手中。

业内人士都知道，中国出版的经济基础、业务主体是教育出版。教育出版的核心是教材。而且，双减政策以后，对教辅的规范、质量监控也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教材的数字化，出版社能说了算吗？而且，即使是教辅，如果数字化，仅限于ToC，那么巨大的成本，很难靠纯市场消化，其行也不远。必须进入ToB模式，但要进入ToB 模式，进不进得了学校？进不进得了市县区教育领域，出版社有发言权吗？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说，在走向未来出版上，出版社就可以无所事事、随波逐流，恰恰相反，应该有所作为。这就是佘江涛这本书的价值。他提出“未来出版社的实验室”的概念特别有价值。他假设：“在内生驱动力不强的环境下，融合出版实验室可以通过具体项目，对内容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进行探索与推进，这是一个流程可控、结果可精确评估、可不断优化-复制的实验”。这应该已不是假设，“凤凰融合实验室”应该已是付诸实施了。

总之，佘江涛告诉现在的出版人两种可能性、两种选择：要么主动拥抱未来出版，不断尝试不断创新，适应不断壮大的数字出版；要么被动观望，终于出局。■

佘江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2021年8月

定价：5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