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禄峰，魏 明

(西安邮电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言

“土地是财富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载体。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对内实行平均主义、对外进行排斥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前，由于非农经济发展滞后，大量人口聚集于农业生产，人多地少的“内卷化”经营方式是乡村普遍贫困的根本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但受制于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在农产品交易和生产资料购买中付出高额交易成本，无法获取规模效益和市场分工剩余[1]，依然是生存逻辑而非市场利润，是平均主义而非效率优先[2]，小农生产模式成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3]。由于打工收入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经营，小规模兼业农户缺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成为“四化”协同发展的短板。城镇化推动“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拉开了中国人民跨越贫困陷阱的大幕。“田园牧歌”“恬静安逸”“自由自在”的传统农耕生活将成为童年的浪漫记忆。

关于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4-6]、土地规模经营模式[7-8]、土地规模经营绩效[9-10]等方面；焦点是经营面积与生产效率之间究竟是“规模报酬递增”，还是“规模报酬递减”[11-14]。虽然学界在农业土地所有权归公归私问题，即在实施国有永佃制[15-16]、土地私有制[17-18]还是保持集体所有制[19-21]上有争议，但在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上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适度规模经营能够吸引各界精英按照经济规律参与农业生产，能够克服规模不经济、劳动监督和度量困难等问题，进而全面提升农业效益和整体社会福利[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