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轩

（中共长丰县委党校，合肥 23119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货币斗争史，蕴含着丰富的斗争勇气、技巧和智慧，是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精神富矿。

一、货币斗争的光辉历程

《共产党宣言》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初期就高度重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作用。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明确提出“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贷的建议。

货币发行权是银行最重要的权利。党领导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红色货币流通范围扩大的过程就是货币斗争的过程。党领导货币斗争的主要内容包括肃清地方土杂钞，与法币、日伪货币（以下简称“敌币”）的斗争，以及反假币的斗争，目的是保持物价稳定，与敌争夺物资。

大革命时期，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协会就发行过一批货币，如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元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各苏区共计发行了150多种不同名称的货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停发苏票，接受法币作为本位币。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各根据地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独立发行货币，包括陕甘宁边币、冀南钞、北海币等。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法币被逐渐排挤出解放区，各解放区的货币也趋向合并简化，最终形成了人民币的大一统格局。在党领导的货币斗争实践探索中，红色货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斗争经验。

二、货币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货币本位的创新

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开业，并于当年7月份开始印刷发行纸币（以下简称“苏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币一开始也是按照当时世界各国银行通行的惯例，以金银和外汇作为发行金的，具有兑换券性质。

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苏币币值大体稳定。但是，在1933年3月后，苏币币值却出现了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区本身缺乏金银矿藏。在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下，战争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再加上苏币的财政性发行，其贬值无法避免。

1933年的一天，国家银行营业厅出现大量群众挤兑银元的现象。对此，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一方面要求银行坚决按1元苏币兑1元银元的比价，满足群众兑换需求，另一方面紧急与外贸总局协商办法。在银行库存的银元即将兑尽的时候，外贸总局终于按计划从国民党统治区运来大批日用百货，包括食盐、棉布等。国家银行立即组织各消费合作社出售这些货物，并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银元。”这时群众又纷纷争兑苏币，购买所需物品。一些暂时没有购物需求的群众也来兑换苏币。结果，国家银行不仅将之前兑换出去的银元收回，甚至还多吸纳了一些银元。

在缓解苏币挤兑危机的过程中，毛泽民同志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即金银并非货币信用的唯一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因为，普通群众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是以货币为交换媒介来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

确立了以物资作为苏币本位的原则后，毛泽民同志还将战略物资——钨作为苏币的价值之锚，这比石油美元机制早了40年。据统计，1932—1934年，苏区共出产钨矿4 193万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充实了国家银行的“家底”，换回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和军火等，有力保障了苏币的信用。

毛泽民同志以物资为货币本位的金融创新，对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个根据地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斗争方式的创新

1.阵地斗争

阵地斗争就是根据形势的好坏，根据地主动选择扩大或收缩货币流通，并配以物资的支持，保持物价的稳定。

各根据地对土杂钞、假币及日伪货币严禁使用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法币的政策，大体上以皖南事变、太平洋战争为节点，呈现保护、限制和禁用的阶段性特点，但具体步骤也不完全一致。以晋绥边区西农币为例，从中可略见一斑。

西农币与法币的斗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到1941年1月），实行保护法币的政策。当时，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币值较为稳定。因此，日寇在沦陷区通过没有保证的日伪货币（“联银券”“中储券”等），强兑群众手中的法币。他们将收集来的法币，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成外汇购买所需的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到根据地套取大量物资，破坏根据地的经济。为了防止法币流入日寇之手，根据地出台规定：只准法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不得带到沦陷区。后因不得不与敌人在敌后进行军事、政治斗争，导致根据地内流通的法币不可避免地流入沦陷区，被敌人利用。根据地又发布命令，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市场流通，但不限制私人保存法币。

第二阶段（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实行严禁法币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寇没收了英美等国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导致他们不能再通过这些银行将法币换成外汇。于是他们改变手法，从利用法币转而驱逐法币，把大量法币挤进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抢购物资。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与日寇相同的做法，将大量贬值的法币输送到根据地，抢夺土特产、粮食等。根据地物资大量流失，换回了一堆贬值的法币，造成根据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因此，晋西北根据地自1943年1月15日起，严格禁止使用和携带法币。

2.比价斗争

货币的比价，就是敌我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货币的比价斗争，是根据地货币在与敌币兑换中，争夺有利的兑换率和不断提高币值的斗争。具体方式包括两种。

一是灵活掌握比价，打击敌币，提高根据地货币的信用。以中原解放区中州币与法币斗争为例。在中州币发行初期，法币虽然已经剧烈贬值，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尽快摆脱法币贬值的影响，中原解放区规定法币流通和兑换的时限，同时安排银行挂牌定价，并逐步压低比价，促使其向国统区回流。在禁止法币流通后，采取封包出口的办法把成批的法币输送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二是结合贸易斗争，争取以合理价格购进根据地必需品，输出剩余农产品，实现根据地的贸易平衡。

确定比价的主要依据是两种货币购买力的高低，以及地区之间贸易输出、输入的实际情况。如果把敌币比价压得太低，就会刺激输入、影响输出，导致贸易逆差，而逆差大部分又需要敌币来弥补，就会导致敌币供不应求，比价趋于回涨。相反，在敌币值高涨，准备以高价吸收根据地物资时，则要提高根据地货币比值，压低敌币比价。在出口旺季时，为刺激货物输出，则应主动降低根据地货币比价；在出口淡季和进口增加前，则需主动稳定根据地货币比价。

三、货币斗争启示意义

（一）人民立场，货币斗争的初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党领导货币斗争的初心是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从国共两党货币发行的差异就可以看出来。

抗战时期，日寇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沦陷区实行以1元日本军票兑换1元法币的政策。汪伪政权建立后，发行伪中储券，规定1元伪中储券等于2元日本军票。以上三者货币比率关系为：1元法币=1元日本军票=0.5元伪中储券。相对于法币，伪中储券的币值实际贬损一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竟规定法币与伪中储券的比价为1∶200。这意味着，之前沦陷区月收入1万元（法币，下同）的一个人，在日寇入侵后，还能维持1万元的月收入，在汪伪政权时就只剩下了5 000元，抗战胜利后就只剩下了25元，剩下的9 975元被国民政府强取豪夺了。

然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这时，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以及大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已手中1元的法币拿到沦陷区能当200元钱用，又一窝蜂地跑到沦陷区来抢购物资，导致本已饱受战争摧残，物资极度匮乏的沦陷区雪上加霜。

相反，共产党则时时恪守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之前遥相分割的各个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先各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现在都流通到统一市场中，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已经刻不容缓。

发行统一的货币，国际上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则损失越大，如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时，实行的以1∶200的比价收兑伪中储券。

而共产党选择的是另一种方法，即先合并简化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币值稳定后再发行新币。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共产党确定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为了让群众放心，共产党不但保证对新发行的货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货币也负责到底，甚至对抗日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公债、期票也按合理的比价尽数收回。这些举措的实施，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建立起人民币在群众心中的信用。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发行货币，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获得最牢固的货币信用。

（二）独立自主，货币斗争的筋骨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没有独立的货币就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根据地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以冀南币为例。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防止日寇利用法币套取外汇和物资，晋冀鲁豫边区发布命令，采取控制法币出境的措施保护法币。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根据地发行了冀南银行钞票，并作为本位币，以备不时之需。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皖南事变”，晋冀鲁豫边区采取措施限制法币流通，并不再以法币作为冀南币的发行基金，改为以全区的生产品和总收入及硬币、金银为发行基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大肆向边区倾销法币，抢购物资，造成严重通货膨胀，边区开始禁用法币，并设法将法币排挤出境。

根据地货币诞生于战争和经济封锁中，经历着正常货币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根据地银行创建者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

（三）实践导向，货币斗争的大脑

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据地货币在缺乏外部援助的条件下，一点一滴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北海币于1938年在山东根据地发行，一开始是作为法币的辅币使用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因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便将大量法币输送到山东根据地掠夺物资，导致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时，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教官薛暮桥刚好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请来指导对敌货币斗争。

经过多年的货币实践，薛暮桥已经认识到，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可以保持物价稳定。如果继续准许法币在山东根据地市场流通，就会无法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数量，也就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为此，他建议驱逐法币，让北海币独占山东根据地市场，并将收兑回的法币及时输送到敌占区换回物资，用这些物资作为北海币的发行基金，稳定北海币币值。采用了这个方法后，山东根据地物价应声回落，甚至出现过度下降的问题。原因是法币被驱除后，市场上流通的北海币数量一时不足以满足市场需要，导致钱贵物贱。根据地政府又抛售物资来回笼北海币，导致市场上北海币进一步紧缩。此时，又是农产品集中上市季节，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北海币和商品的失衡关系。虽然根据地政府立刻组织货币印刷发行，但由于力量不足，货币发行数量有限，还是没有完全消化市场上多余的农产品。在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根据地年末物价比停用法币时降幅超过一半。等到第二年春荒时，根据地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通过这次货币实践，薛暮桥认识到，维持农村根据地物价的稳定，应当遵循货币发行的季节性规律。在秋冬时，应该增发货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到来年春荒时，出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薛暮桥晚年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而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发现。”

根据地货币的创建者，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系统接受过银行货币方面的知识训练。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他们遇到数不尽的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不气馁、不逃避，最终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将问题妥善解决。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引导理论，实践升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