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峰， 任雨薇， 杨轩宇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下乡介入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是当前我国农业转型与治理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有国内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升，农村人口不断外流，“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好地”成为制约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外来资本的进入，可以缓解农村资金外流的压力，发挥规模资金要素的潜能，将农村土地通过流转的方式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提高土地经营效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1]。持相反观点的学者指出，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19年底仅为7.1%，能够提供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而同时期仍有5.6亿农村人口(1)《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0/indexch.htm。和2.9亿农民工(2)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农民基本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配置家庭劳动力，以获得亦工亦农的双份收入，维护相对体面的生活。资本下乡会挤占原本已经不多的农业发展利润空间，深化农民不良境遇，不利于维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2-3]。此外，由农村土地和农业经营的属性所限，外来资本难以解决“扎根”问题，致使土地流转规模越大，农业经营亏损越严重，农户只能依靠财政补贴、银行贷款及农地“非粮化”经营才能维持农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