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华芬

在许多人眼里，“互联网+”是一个高大上的科技名词，遥不可及。“互联网+”是指互联网与各个产业、行业相叠加并加以融合的新经济形态。“互联网+”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如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是“互联网+政务”的产品；支付宝、微信支付是“互联网+金融”的产品。下文就“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食品”“互联网+政务”合理应用于生活进行探讨分析，旨在为人们带来便捷、安全与健康。

一、“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医疗”是较早进入我们生活中的新行业，如线上预约、线上诊断、线上手术等。“互联网+医疗”为就医带来了便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魏则西事件”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是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心中看病难、看病贵的心理共鸣：人人皆有生病的可能，谁会成为下一个的魏则西呢？当下，许多医院已忘记医院公益性的初心，迷失在资本的道路上，这些变化直接导致民众产生看病难、看病贵。据卫生部数据：2019年我国共有医院3.4万个，其中民营医院2.2万个，占比64.7%。不少民营医院都是以“利”作为建院的宗旨，而过分逐利不应出现在以公益为主的医院体系内。作为救命钱、保命钱的两万亿医保基金，是这些民营医院盯着的“肥肉”。

经过调查研究，笔者发现民营医院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逐利。

（一）过度医疗。大部分民营医院通过各种广告，“吹牛皮式”地宣传医院名医名师荟萃、有国内外最先进的设备、疗法等，诱惑病人到民营医院就诊，再慢慢“榨干”病人口袋中的钱。俗话说得好：“买的没有卖的精”。普通人的医学常识无法与专业队伍或专家的医学常识相提并论，部分民营医院在资本的运作下，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不仅披着华丽的资本外衣，更舍得砸钱进行公关，常人很难避开这些医院设置的圈套，连医生都无法幸免，即使了解医疗真相，也会在强大的公关下不了了之。例如，“艾芬医生眼睛事件”到目前都无法得到公平的解决方案，更何况一个普通的病人。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公立医院借着民众对公立医院的信任，却学着民营医院“宰客”的勾当。笔者所在地市的某二级甲等公立医院，民众就医诊断感冒之类的小病，少则一百多元，多则住院花费几千元。过度医疗在普通患者看病之中较为普遍，甚至成为行业痛点。

（二）虚报病情。隔行如隔山，各个医院通常利用化验、诊断等手段，把小病说成大病，甚至没病也会让人“得病”，再吓唬病人不治疗会影响到生命。由于病人对病情、病因不了解，一些疾病又不好与他人交流，病急乱投医的就医者，在这些医院的专业性“忽悠”下，容易一步步掉进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中，而且是“连环套”的陷阱。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忽悠”水平也跟着进步，如根据“病情”需进行手术，手术进行中，对病人家属谎称发现了其他疾病需一起动手术，在病床上临时加价。这种“忽悠”病人的技术行内称之为“抓丁”。一些医生本还有一定的职业道德，但是在金钱的诱惑及医院的施压下，也加入了“抓丁”的队伍。

（三）套取医保。“包吃包住、免费体验、免费住院”，部分民营医院不收取费用还倒贴吃住，这些免费的、倒贴的钱都由医保基金来买单。医院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乃至中介，让无病或患有小病的病人住院，不收取任何费用，再以虚开药品、治疗项目等手段向医保部门报销套取医保基金，对冲免费吃住及住院的费用。对冲的这些费用约占套取的医保基金的10%～50%，其他套取的医保基金落入医院中。现在部分公立医院因门诊不能开大额的药品，也学民营医院使用套路，诱导患有小病的病人住进病房后大肆开具处方，增加医院的营业额进行获利。

不管是从个人就医层面、医保基金规范使用层面，还是从整体的民族体质层面考虑，都应该大力解决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建立全国性“互联网+医疗”平台，利用平台的透明性解决不规范的医疗问题。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医院和医生：医院为了盈利要求医生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获利；医生在金钱诱惑及医院的施压下，从病者身上榨取更多的钱。因此，建立“互联网+”共享医疗平台，监督医院及医生的违规行为，让医疗过程透明，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做法有三种：一是建立医生的接诊病历、处方共享平台，把所有医生接诊病历、处方上传到平台上，特别是名医名师的问诊流程、开具的处方上传到平台。通过后台大数据比对，医生在出具处方时，名医的处方直接显现在医生的提示栏中，方便其他医生对照学习，提升诊断及治疗水平；二是建立医生、医院信用积分制度，类似驾驶证照的12分机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比对，是因无经验还是想违规获利开具大额处方等，如是因无经验多次开具大额处方，系统判定其停诊参加继续教育。如是违规诊断、违规开具大额处方则进行扣分处理，扣分达到一定标准后，不能执业一个月，扣12分后须重新学习并重新考取执业证照。同时，通过大数据对医院的违规获利进行监督，如从医生的诊断病历、处方、医保报销金额等多方面比对是否违规违法。平台建立警告、责令停业、吊销执照等监督评分体系，让平台成为悬在医院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还医院公益性初心，让信用成为医生、医院的职业标准；三是医疗平台上的病情诊断及处方可以让群众学习，了解病情的常识，如感冒、咳嗽等小病可以与平台上名医病历症状比对，自行判断买药治疗还是到医院治疗，减轻患者和医生的负担。

二、“互联网+食品”

国人热衷购买国外奶粉等进口食品是供给侧不平衡的典型案例。让国人热衷于购买外国食品的原因有很多种：尽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心理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才是导致国人热衷购买外国食品的最主要原因。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让国人对国产奶粉的安全信心降到冰点。但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是众多食品安全中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食品问题没有暴露出来。猪肉中含有瘦肉精的问题，虽已是食品安全的底线，但这种底线下是否还有底线？现在很多食品行业从业者一心为自身谋私利，不择手段地赚钱，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则是出卖良知。马克思曾说过：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家就敢犯任何的罪行。以学校食堂为例，公立学校的食堂因采购制度相对完善，食品的安全等级相对较高；某些私立学校为了盈利则会通过各种变通，特别是小学、幼儿园食品的安全性更差。水饺、扁食、香肠、火锅材料等食品，本应是猪肉绞碎后制作成的美味小吃，却成为问题猪肉、杂碎肉、淋巴结的最好去处。现实生活中，所有人都是食品食用链里的消费者，当某条食品链出了问题，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在此情况下，“互联网+食品”的合理应用可能成为食品安全的保护者。

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互联网+食品”监督平台，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消费：一是建立食品安全码。追溯食品的来源、数量等；二是建立互联网视频监控系统。如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可通过视频监控查看市场上肉类食品是否从其他渠道进货等；三是主管部门建立诚信公示平台。主管部门对产品进行不定时的随机抽查，进行等级评价，消费者也可对店家进行评价，类似淘宝平台上的评价，让成千上万的消费者也成为监督者；四是鼓励检测机构降低检测成本。制造操作简单、价低的检测剂，让消费者能买得起、用得起，消费者可将检测结果上传到监督平台，营造全员监督食品安全的气氛。

三、“互联网+政务”

俗语说“领导忙着开会，干部忙着写报告”。作为基层的干部，大多是一个人要应付上级几个部门、科室的业务，上级部门、科室每个月都要让基层干部写工作报告、工作总结、自查报告、整改报告、会议总结、约稿，以及同级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各种报告。写这些汇报占据了平时工作总量的30%～50%，可想而知汇报材料数量之多。这些材料少则三四页，多则十几页，挤干材料的水分后只剩那几句数据。干部与领导要耗费大量时间在撰写、听取报告上。省、部级有关部门是政策制定部门，因工作原因可能需要写工作报告，但基层工作重心应是推动政策落地，不应把大量时间花在这方面。

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的功能，能让干部将更多时间用在执行政策上。一是完善已有的OA体系，简化信息报告制度，用简单的电子表格数据代替工作报告、总结等书面报告形式，简述工作完成情况、困难等；二是打通三级联动机制，现在各项政策通过OA系统能够很好地下达，但是下级部门在执行政策时，遇到问题向上级反映往往很难得到解决或较长时间才能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不能上传，则容易出现政策无法执行或政策执行错误。因此，优化OA系统，至少要做到部、省、市或省、市、区三级联动。如省级部门制定政策，可直接与市、区级有关业务部门交流，充分了解下级意见再制定政策，让政策更好落地。市、区有关部门在执行政策时遇到问题也可直接与省、市级部门联动，及时解决问题，让OA像微信一样方便政策交流。而这，正是“互联网+政务”的高效应用。

综上所述，“互联网+”是个大平台，可以与不同行业相交融，同时“互联网+”也是个新平台，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才能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