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丹丹

一、引言

2019 年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深化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研发应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壮大数字经济。基于新型互联网技术创新，以数据及技术为依托的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行业的战略重心与未来发展趋势，新型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金融市场的典型产物之一就是智能投顾。2012 年智能投顾凭借成本、效率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敏锐地抓住了投资者的需求，在美国异军突起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2016 年作为我国智能投顾发展元年，招商银行、易配资及广发证券等不同类型的机构均开启战略布局，推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智能投顾产品。根据《智能理财4.0：2019 全球智能理财服务分级白皮书》预计，我国智能理财服务市场规模预计2022 年将达到7370.5 亿元，Statista 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22年我国智能投顾资产管理覆盖人群预计为1.03 亿，总金额超60 亿美元。智能投顾因其具备信息科技属性，从而在服务主体、业务的方式及范围等方面与传统投资咨询服务相异，由单纯的投资建议向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的复合型服务转化。上述变化造成了智能投顾与传统投顾之间定位与功能的区别，前者动摇了后者的法律基础，已成为监管机构、实务界及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的制度与实践，以正本清源式的研究方法，探寻契合我国智能投顾实践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法律规制路径，以期实现我国智能投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