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要曹聚仁多做些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工作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曹聚仁（1900-1972），著名记者、作家。浙江金华浦江墩头镇（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人。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到上海，任教于爱国女中、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曾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1956年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病逝，享年7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两岸分离，几十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为了民族大义，一直在谋求和平统一的道路。谁首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谁向海外報道了这一讯息？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神秘的传奇人物——被周恩来评价为“爱国人士”，曾被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奉为座上宾的“两岸密使”曹聚仁。

“我只是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

离别大陆整整6年，曹聚仁决定重回大陆，是在1956年6月。

1956年，由于“双百方针”的推行，大陆显现了一派祥和局面。百闻不如一见，曹聚仁决定亲自回来看看。成行前他做了必要的准备。首要的是要得到北京的同意。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说：“曹聚仁是通过费彝民介绍来大陆采访的。”费彝民是香港大公报社社长。

事实上，曹聚仁所做的准备不止如此。据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回忆：“1956年春，聚仁寄我的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原来曹聚仁首次北行，除采访外还有重要使命，即“为祖国统一作桥梁”，侧重点还是后者。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周恩来还提出了“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当日早晨，毛泽东审定这个发言稿时，写了“此件很好”的批语。

也许是巧合吧，也在6月28日，曹聚仁写了一封致友人的公开信，说明即将北行的一些问题，第二天邮寄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他在信中一再表明，北行“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到大陆去采访。但又“主张国共重开和谈”，“国共这一对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和谈呢”“我只是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力气的”。其北行的意图不言自明。

3天后，曹聚仁匆匆启程回大陆，首赴北京。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走过罗湖桥，过深圳、抵广州。他魂牵梦萦的祖国，让人刮目相看。“一别数年，这个在我的记忆中留着凌乱喧哗印象的小镇（指深圳）而今就给齐整广大的走廊与屋宇所代替。”广州“在治安方面是安居……在生活方面，大家安于朴素的生活，可以说是乐业了”。这是曹聚仁初进国门时的印象。

曹聚仁在广州休息两日，7月4日直飞北京，下午5时半飞机降落西郊机场。邵力子到机场迎接。曹聚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在香港，虽是住了几年，总觉得是流落在异乡，而今仿佛到了母亲的怀抱中了。”

一周三次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1956年7月13、16、19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中央领导一周中三次接见，足见对曹聚仁的重视。特别是7月16日在颐和园的夜宴，促使曹聚仁的人生道路产生新转折：由出世到入世，由自由主义转向爱国主义。

7月16日傍晚，曹聚仁应周恩来之邀，赴颐和园餐叙。席上，曹聚仁说起往事。1939年周恩来为消除新四军与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东南。此行周恩来还有一个任务是送叶挺到新四军军部去。曹聚仁与周恩来曾在金华中国旅行社有短暂会见，1943年在重庆又有一次会见。曹聚仁与陈毅1938年初识于南昌，以后相处很熟，曹聚仁常到新四军办事处去闲谈。曹聚仁称周恩来是政治外交上的高手，推崇陈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周恩来问及曹聚仁入京后的观感，要他多看看多谈谈，不妨老老实实批评批评。曹聚仁表示，开国自有开国的气象。

话题转到台湾问题。曹聚仁就周恩来在6月28日一届人大三次会上所作“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还郑重地说到中共的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恩来问曹聚仁海外华侨对和平解放台湾有什么看法，曹聚仁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间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周恩来脸色莞尔，说到在万隆会议上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一条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在海外的共产党、民盟、民革早在1951年就解散组织，停止活动。华侨应当遵守当地政令，服从当地法律。中共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干涉各国的内政。

邵力子目视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意思是要曹聚仁多做些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工作。

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

“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要得，要得！”陈毅点着头。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3版上。接着，印尼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发了他写的更为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恩来的国共和谈设想。“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曹聚仁传出的重大信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7月29日，曹聚仁离开北京之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

周恩来：“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20世纪50年代，两岸高层间的秘密沟通就像一条丝带，北京抛了出去，台北接着了又抛了回来。曹聚仁则牵着丝带的头，一次又一次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现在重新梳理那段历史时，在北京这一方找到丝带的结头，却不知道它们经香港再通到台北后，由谁接了过去，又怎样抛了回来？

据曹聚仁之女曹雷回忆：

我们只知道父亲1956年7月下旬自北京到了上海，全家6年来第一次真正团聚了。8月初，因香港台风影响，他改搭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不到一个月，他第二次北上赴京。看来，台北方面有了某种回应。这次回大陆，他哪天到的北京，我们查不到记载。只有他的回忆录中写着：“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可见8月底他又到了北京。在《周恩来年谱》（上卷）记载：9月1日“参加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金授奖仪式”。说明这一天父亲也是见过周总理的。

我母亲的笔记里则有如下记载：“……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10月1日上午，我们被邀请參加国庆典礼。我们登上了来宾观礼台。”

10月3日下午，北京举行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出席的领导人中不见毛泽东。他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等着曹聚仁。那天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曹聚仁没有文字记载公开发表。后来他在自传《北行小语》中提到了那次会见。

《人民日报》1993年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披露了毛泽东筹划对台工作的不少内情。文章说，1956年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可以推测，这个“有关朋友”即使不是曹聚仁，毛泽东同曹聚仁见面时也会说差不多的话。

4天之后，曹聚仁在同周恩来的会面中问道：“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后，北京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周恩来回答：“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

周恩来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并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尼，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陈其美，蒋介石之师，好暗杀）先生和‘格柏乌（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通常译作“克格勃”）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会面中，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介石、陈诚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10月12日，曹聚仁匆匆返回香港。这前后，周恩来多次对外谈到台湾问题，强调和平解放的可能。

12月9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加尔各答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且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这个记者，会不会是曹聚仁？

曹聚仁的庐山、溪口之行

曹聚仁在1957年曾两次回大陆。据曹雷回忆：

父亲曾告诉朋友他在北京出席了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与毛主席同席。国宴是4月16日举行的。如果父亲所言不虚，那天他与毛泽东又有一次交谈的机会。而且，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同年5月5日，父亲再一次回大陆。母亲也去了北京。据母亲笔记记载：“1957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地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如果母亲的记忆无误，这一年，父亲还是见过周总理的，而且，这次见面和他接下来的行程大有关系。

母亲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他们那次的行程路线：乘京汉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兴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日，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7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介石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

从星子回九江，他们就上长江轮船回上海了。在上海住了几天，他们又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三四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老家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从曹聚仁当时的信件内容来看，他那次回大陆并非纯粹的旅游观光。其中关于庐山之行的信稿开头就说：“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隨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接着信中介绍了庐山情况：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市区也在修筑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岭为中心，连接庐山北部、西郝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休养疗养地区。平日约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咸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关于溪口的信稿则说：“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墓因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文中又提及“老人”，还有“尊府院落”，可见收信人非蒋经国莫属了。

7月19日，曹聚仁再去一信：

聚仁此次以5月5日北行，遵命看了一些地方，本月16日方回香港，先后两个半月。这一段时期，有着这么重大的政治变化，也不知尊处意向有什么变动？我的报告是否还有必要？因此，我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向钧座报告，我已经回就是了。

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殊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从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这一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怅然！以聚仁这两个多月在大陆所见所闻，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所见更有进步，秩序已更安定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13日我和朋友们同在汉口，晚间且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去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

周氏（周恩来）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處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方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再不必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曹聚仁在信中向蒋介石转告周恩来的话，要他“千万勿因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的计划”。蒋介石有何反应，没有资料记载。外有“波匈事件”，内有“反右运动”，两岸间的第一次和谈机会稍纵即逝。谈和不成，干戈再起。

提前4天透露炮轰金门消息

1957年底和1958年二三月间，曹聚仁曾两次北上。3月中旬，他和陈叔通、邵力子一行到安东（今丹东），迎接自朝鲜撤回的志愿军。

1958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突然紧张起来。8月23日，毛泽东下令向金门开炮。

“八·二三”炮战是正午12时突然开始的。但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就以“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的名义报道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一时间海外报刊媒介纷纷转载这条消息，“郭宗羲”这个名字也一下子为众所瞩目。消息来源自然是数日前已从香港飞到北京的曹聚仁，而向他提供这一军事机密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据曹雷回忆：

童小鹏当时是主席办公室的主任，主席接见我父亲，他都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说：“这年8月，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要他把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长的黄文放说：“在炮打金门之前，毛泽东已先透过四个渠道通知蒋介石。后来又找来《南洋商报》香港的代表曹聚仁，让他在炮战4天前就先透露这个讯息……后来炮战发生，证实了曹聚仁的‘独家新闻，各国驻香港的特务情报机关都急着要找曹聚仁进一步了解状况，害得他搬了好几次家。”

母亲的笔记里还写道：“一天，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那天上午，辞别主席出来，主席一直送他到汽车旁，悄悄对他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些！后来香港左派领导人中，有人说聚仁是‘钦定的自由主义者。”

9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毛泽东接见曹聚仁那次，周恩来并不在场）。周恩来分析说“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指出：“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门、马祖驻军占国民党军队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我们不在乎，对蒋介石有作用，可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第三条是美国逼蒋军撤退，这条路是很不光彩的。”

1958年9月10日，周恩来接见曹聚仁时要他转告台北：“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我们准备以7天的期限，准其在此间由蒋军舰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绝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舰只开炮。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可以告诉台方，应该胆大点，学学西哈努克的做法。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这段记录表明，此时曹聚仁确实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扮演传信人的角色。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北京似没有其他更直接、更快的消息传递渠道，曹聚仁也非得回到香港才能把话传到台北。

从周恩来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北京的策略出现新的变化。

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打了近两个星期后，美国政府终于表态了。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暗示愿意同北京重开谈判。毛泽东用打炮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下一步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9月15日，中美华沙谈判复会。回过头来，北京又向台北重新提出谈判呼吁。

10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第二天起暂停炮击一个星期。这时，曹聚仁又到了北京。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命令，把停止炮击的期限延长两个星期。这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一起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要整个回来，金门、马祖部队不要起义。”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来又两次见曹聚仁。到这时，台湾海峡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

据有关方面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0月11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曹聚仁的前两天，他曾给周恩来一封信，内有这样一句话：“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由此带出几个问题：一是曹聚仁9月11日带着北京方面的话匆匆返回香港后，是否又带着台北的讯息赶来的？是什么讯息？再者，这次他到了北京，毛泽东为何要“冷他几天”？是不是做给台北看的？为何两天后却亲自接见了他？

去世半年前披露蒋介石对国共和谈的最后看法

1959年8月，曹聚仁再次到达北京，有关方面安排曹聚仁夫婦在东三省游览了整整一个月，回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庆典。

10月24日的记录，是《周恩来年谱》中最后一次出现曹聚仁的名字。

11月，他经上海返回香港，此后再没有到过北京，也没有同北京高层领导会面。但是，他这条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并没有就此中断。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相比，60年代两岸间的暗中交往要低调得多，也稀疏得多。

根据目前所知的零星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北与北京仍做过和谈的试探。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两岸之间似又开始加紧接触。曹聚仁这段时间写给至亲密友的信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他可能要到北京和台北去。他在1971年12月31日的信中说：“我的中心，决意转在澳门，因为我到台湾去既不能坐飞机，又不能坐轮船，只好坐渔船到左营，从左营飞日月潭，见了面就回来，不能让香港当局知道的。一切以住澳门为便。”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在给费彝民的信中透露了蒋介石最后的想法：

彝民我兄：

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南唐末代君主李煜）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叨在知己，略尽所怀。即颂年祺！

弟 曹聚仁顿首

一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

7月23日，曹聚仁因病在澳门离世。周恩来亲自安排有关人士在澳门为其举办公祭，并评价他为“爱国人士”，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安排有关部门将其骨灰带回家乡安葬，让他落叶归根。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责编/李希萌 责校/张超、陈小婷 来源/《女儿忆“国共密使”曹聚仁》，曹雷/文，《世纪》1998年第4期;《曹聚仁：奔走两岸的“无冕之王”》，柳哲/文，《两岸关系》200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