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全国惠农资金总额每年超过2万亿元，为保证惠农资源下乡的安全高效，各个部门的规范、程序、监督检查和评比排名也下乡来。也就是说，当前基层干部繁忙，基层体制过热，很大一个原因是上级各个部门都在积极为“三农”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所有上级部门都在试图为农民服好务和逼基层干部为农民服好务，以至于农民对服务是否满意也要由上级来考评。这样一来，不仅基层干部被客体化，农民被动地成为国家和基层干部所服务的对象，也被客体化了。

农民一旦被客体化，就难以自下而上表达需求偏好。上级部门为了防止基层变通而规定了全国标准的资源下乡目标、方式、程序，尽管不同地区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基层完成上级任务时却几乎没有与上级部门讨价还价、因地制宜的空间，就不可能有主动性，就只能被动按上级各个部门要求去做，程序化操作，形式主义应对。

因此，基层干部主要工作变成应对上级要求，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农民的真实偏好（了解也无用），更不可能去动员群众、做群众工作。又因为基层干部无法真正回应群众需求，上级通过农民满意度来评价基层干部工作的好坏，结果就必然是群众胃口越吊越高，出现了等靠要的现象。基层干部也因此缺少获得感。基层体制过热，大多只是空转，上下都不讨好。

上级要求多，农民不满意，形式主义屡禁不绝，基层体制过热，基层干部叫苦连天，之前靠拿误工补贴来不脱产工作的村干部就当不下去了，因此就有地方将村干部报酬工资化，就有人大代表认为村干部应当享受公务员待遇。之前由村民选举，能上能下，也能回应村民需求的村干部，现在变成了真正拿工资的干部。村干部流动性消失了，基层治理的活力也丧失了。更糟糕的是，基层体制过度消耗必然大量透支未来治理资源，长此以往，基层治理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