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昆明 图/段明

1942年冬，在流经河北涉县、山西黎城等地的清漳河两岸，活跃着成群结队的挑担人和骡马毛驴。人群中大部分是灾民，他们正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运送粮食。这支庞大的队伍，正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应对百年难遇的灾情，用“以工代赈”方式成立起来的特别运输队。

“不饿死一个人”

1942年到1943年，太行山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随之而来的蝗灾，以及日寇的疯狂“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让根据地的灾情雪上加霜。缺粮少食的局面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河南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因庄稼绝收，上千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饿死。在林县国统区，为了找粮食，国民党部队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查。一个年迈的寡妇将家里仅有的几件好衣服变卖掉，托亲戚朋友买了几斤米。未料到，别人刚从后门送来米，搜粮队就从前门闯入，径直抢粮而去。老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当晚，老人悬梁自尽。

有个国民党官员搬家，派人抓来8个人抬一张大床。8个人都饿得没有力气，竟然抬不起来。于是，又抓来4个人，结果还是抬不动。实在找不到人，当差的把躺在床上快要饿死的人也拖出来抬床。最终，用了30多个人才把床抬到目的地。抬床过程中，有的人倒在半路上死了，有的人昏倒在地，奄奄一息。

为了活命，河南成千上万的人扶老携幼，逃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让边区政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为应对灾情，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部队紧急动员，从上至下成立救灾委员会，采取减免公粮、节衣缩食、社会募捐、包村救灾、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等方式，想方设法救济灾民。各地组织灾民成立的运输队，由此应运而生。

为了增强干部和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边区政府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1943年春，“为尽力之所及，克服饿死人的现象”，太行旱灾救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了多项纪律：“1. 凡本村尚有力量有办法可能进行救济，而因工作不力，致于饿死人者，村政权负责人，应受以纪律制裁。2. 凡有上述情况，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二人者警告，饿死三人以上者应受撤职处分，上级负责人应受连带处分。3. 凡村中住有上级干部，而发生以上饿死人现象者，除本村干部负责外，该上级干部应受更严厉处分。”

应运而生的灾民运输队

太行山区，西部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东部地少人多，粮食产量低，每年都有商贩将西部多余的粮食运到东部，以平衡供需。因此，太行山自古有“东人吃西米”的谚语。

边区政府组织工商部门，加紧从太行山西部抢购粮食，并组织各地灾民成立“特别运输队”，让灾民赚取小米，养活家人。

灾民平日吃糠咽菜，力气小，家里也没有牲口。为了照顾他们的体力和收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参加特别运输队的，是有挑担能力的灾民，暂不用牲口；特别运输队与普通运输队的运输比例是四比一，即五分之四的粮食由灾民运输，五分之一的粮食由非灾民运输，而且灾民每运输一斗粮食，赚取的脚价要比其他人多一元；灾民未赚到脚价前，由合作社贷给粮食作路费；运输线上，每隔30里，便由粮店设一招待站，鼓励灾民贷粮经营，每斤做熟的粮食只能比原价高一毛，便于挑担的灾民休息和节省吃用；将主要交通线上的一个运输站移到黎城南委泉村，非灾区的运输队将粮食送到南委泉后，再由灾民接手运粮，以减少灾民体力消耗。

1942年12月，边区工商总局遵照边区救灾委员会决议，下发《总局关于保证灾民运输赚钱的通令》，提出以下要求：“为确实保证灾民生活，不使感到困难，凡已发动起来之运输队、脚夫或挑夫，确证其为灾难民者，每人每日必须保证要赚一斤米。”

边区政府提出的优惠条件，吸引灾区群众争相加入运输队。为避免非灾户、流氓和小偷浑水摸鱼，挤占名额和经费，特别运输队里的正式队员，都需要经过村公所、农会的介绍和救济委员会的审查。村里在出具介绍信前，也会召开民主评议会，对报名人员进行评议，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剔除，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沙河运输队是太行山灾民运输队中的模范。全县参与运输的灾民组成一大队，大队长由县救联会人员担任；大队下面按区、村，分别成立中队、小队，小队长由村长或农救会主席担任。

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边区也采取了应对之策。

交通运输线上设立的招待站，绝大多数是以盈利为主的普通店房。一些店房只卖白面，不卖小米，起火费一动就是几毛钱，连喝水也要收钱，对灾民来说，吃饭和住宿的成本都不小。为解决灾民沿途之困，政府部门下令改造店房，要求店房照顾灾民，在经营中卖便宜的黄蒸馍、小米饭，起火钱、被子钱等费用从廉减价。如不接受改造，将停止营业。沙河禅房招待站是响应边区政府救灾号召的模范店房，由当地农救会干部负责，运输队到该店吃饭住宿，起火一次花一毛钱，住宿一晚花两毛钱，用玉米面做的黄蒸馍，一个重15两，售价一元。

由于度量衡不统一，粮食运回来后会“脱秤”。极少数运输队员会伺机做手脚，有的偷米，有的在小米、玉米中掺土。

1943年2月，边区工商总局下发《关于统一度量衡改换新秤的通令》，要求各公营单位即刻起一律改用新秤，最迟5月底，要推广至全边区各地市场。

这批新秤由太行实业社监制，首批秤共2000杆，分五个等次，每杆新秤两斤合一公斤，合旧16两平秤13两8钱。

度量衡的统一，不仅避免了粮食运输中产生的分歧和纠纷，也为规范市场交易、促进买卖公平公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日常运输中，队员们既相互帮助，也相互监督。极少数偷粮、偷钱、往粮食中掺土，以及造谣破坏的“害群之马”，一经发现，就会被清除出队。

由于信息沟通不畅，一些运输站和粮店平常互不通气，导致粮店有粮时，运输队没来，粮店没粮时，运输队来了。不少灾民屡次空跑。1943年二三月间，一支灾民运输队到涉县河南店运粮，竟然连续空跑五次。别说赚脚价，灾民们连路费都赔不起，很多人急得直哭。这种现象，打击了部分灾民参与运输的积极性。为此，太行山各地加强了粮店与运输站之间的协调。其中林北县成立了运输总站，与粮店密切配合，随时掌握粮情，指挥运输队及时运粮，减少出现灾民空跑的现象。

一些粮店为了少出脚价钱，宁愿雇用商贩的骡马队，也不愿用灾民运输队。为此，边区政府命令各地，对粮店进行普遍改造。邢台一家粮店，对救灾政策置若罔闻，不愿让利给灾民。地方抗日政府随即将该粮店主要干部撤职，并派人对粮店人员加强教育和指导。此后，该粮店主动让利，赢得灾民的称赞，地方政府的威信也得到提高。

在根据地边沿区、游击区活动的运输队，要绕过日军封锁线，时刻防范敌人截击、伏击，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日军“扫荡”根据地时，运输队还要冒险抢运粮食。

一次，正逢日军大“扫荡”，邢台青救会干部孟甫带领一支运输队昼夜兼程，绕过多处日军据点，终于赶到存粮地点。一行人将准备贷给灾民的粮食装好，连夜挑担翻越30里的大山，赶到另一个村庄。此时，村里的百姓已经逃光，留下来的一个民兵告诉孟甫：“敌人已经过来了，马上赶过前面的河口，晚一步就要碰头。”大家只好忍饥负重，一路加速，冲出河口。当他们正准备休息片刻时，日军竟出现在河口。为了掩护运输队，山上的民兵开枪吸引日军注意力，河滩上一支八路军队伍跟日军拼上了刺刀。

孟甫带着运输队，挑着粮食上了山。当晚，几个民兵找到孟甫，告诉他南面的日军也在向这边“扫荡”，不可久留。想到很多群众都在等着这批粮食下锅，孟甫决定带运输队连夜挑粮下山，从日军的缝隙中穿过去。

没想到天一亮，日军便发现了他们，立刻追来。好在山上藏有三四十个民兵，占据居高临下的岭口，用残缺的武器阻挡日军追击。民兵又派人掩护孟甫一行人下山，让他们得以安全返回。

在这场反“扫荡”中，仅邢台运输队就抢运粮食2000多石（每石120斤）。正是靠着这种拼死护粮的精神，粮食被及时分发到群众手中，解决了群众缺粮的问题。

以工代赈的运输成果

抗战时组织成立的灾民运输队，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的运输力量，促进了粮食的流通和调配，解决了缺粮地区的需求，也直接救济了参与运输的灾民。边区政府团结广大群众，树立了“一心为民，廉洁从政”的崇高威望，让边区百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部队和组织周围，有效巩固了根据地建设。

太行区在1942年和1943年两年的救灾总结中提到：按照最初的灾情调查结果和需粮统计，边区计划在太行山西线购买粮食15万石。而到1943年4月底，实际购买粮食达21.02万石，超出原计划的40%。

另据1945年12月太行区合作社统计：1942年10月至1944年5月，全区共组织9万余灾民运输，从太行山西线购运粮食21万石、糠18万斤，仅脚价一项共赚小米2.5万石。

当年边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抗灾自救的情景，已被珍藏在历史的档案中。70余年后重温这段历史，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部队全力救助灾民的感人精神依然鲜活，值得后人敬仰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