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上古时代，鹿裘是先民主要的蔽体之服，也是部落巫师和首领狩猎祭祀的专用服饰。但在周朝，随着礼制的完善，鹿裘成为低等级贵族的吉礼服装;而在丧礼中，无论贵贱，统一穿服鹿裘。春秋时期，鹿裘成为贫寒士子之服;并因遁隐之风渐起，成为隐士的服饰。历代身穿鹿裘者的故事里，总蕴含着对完美道德的赞许。所以在唐诗中，鹿裘也随之成为隐士固穷守志、知足自得的象征。

关键詞：鹿裘 周朝礼制 隐士 服饰

在唐诗中，描写隐士的诗句常出现“鹿裘”一词。如“日暮餐龟壳，开寒御鹿裘。……多谢青溪客，去去赤松游。”（卢照邻《过东山谷口》）“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窗睡。”（杜牧《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鹿裘藜杖且归去，富贵荣华春梦中。”（李群玉《请告出春明门》）“鹿裘长酒气，茅屋有茶烟。亦拟辞人世，何溪有瀑泉”（于鹄《送李明府归别业》）等等。本文尝试通过古代文献、考古研究等资料探究唐诗中“鹿裘”一词衍生隐逸意义的渊源。

上古先民，衣皮蒙毛，鹿裘是其主要的蔽体之服。《盐铁论》云：“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鹿裘作为原始人类最早的服装，除避寒之外，主要是为了伪装狩猎，故而直接披服，甚至连蹄足都不除。由于狩猎巫术的盛行，上古先民的常见野服，逐渐成为大巫和部落首领的专用祭服。比如公元前13世纪至前7世纪，有一种广泛分布于亚欧草原的重要文化遗迹——蒙古鹿石，即因其碑体上多雕刻图案化的鹿纹而得名。而据考证，鹿石所刻画的形象或许就是身披鹿裘的“战士、首领的雕像”。[1]而在中国，相传冬日披鹿裘的尧帝，或亦是上古狩猎祭祀仪式的一种延续。

但在周朝，随着礼制的完善，服饰也视地位之高低而选取不同皮料及配饰。据《礼记·玉藻》载，国君穿狐白裘;国君右边卫士穿虎裘，左边卫士穿狼裘;卿大夫和士一级，可穿狐青裘、羔裘以及麛裘等。①这里的狐青裘和麛裘，属于周代五种皮裘之一，因较良裘、大裘等做工较粗，故而称之为“功裘”。②麛裘为小鹿皮衣，虽比良裘等做工差，但较之大鹿皮制作的鹿裘尚且精细些。《仪礼·丧服》贾疏云：“但吉时麛裘，即凶时鹿裘”。《礼记·檀弓上》孔疏云：“吉时，则贵贱有异;丧时，则同用大鹿皮为之。鹿色近白，与丧相宜也。”则在周代吉礼中，低等级的贵族会穿麛裘之类的服装;而在丧礼中，无论贵贱，统一穿服鹿裘。鹿裘被当作丧服，最初应与鹿类太阳崇拜的观念有关。[2]但在周朝，本义已失。作为丧服，鹿裘较之麛裘，地位尤低。

春秋时期，鹿裘除充当丧服之外，也逐渐演变成为贫寒士子之服。《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载，晏子穿布衣、鹿裘上朝，齐景公见而怜之，云：“夫子之家，若此其贫也，是奚衣之恶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这番话语，带有颇多震惊和感叹的意味。从齐景公对晏子之家“若此其贫也”的判断，和对鹿裘“是奚衣之恶也”的极低评价，以及“寡人之罪”的自责来看，鹿裘这种服饰与晏子齐国之相的这一身份地位之间，实在是相差极大。《孔丛子》中则记载，孔子在鲁国为相事，起初得不到民众的信任，时谚有云：“麛裘而鞞，投之无戾。鞞之麛裘，投之无邮。”麛裘自西周时期，基本是卿大夫、士阶层穿服，这里是借此讥讽孔子充其量就是一普通士人，地位低下，才能有限，难以担当鲁相一职。之后三年，鲁国得惠于孔子，国治民安，风气淳厚，百姓又诵之：“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此谚则以“衮衣章甫”这种尊贵的朝服，来称赞孔子名实相符，堪当重任。这里“麛裘”与“衮衣”相对，成为粗陋之服与尊崇之服的两个代名词。而这种象征含义，或许是由于鹿皮服饰这种做工粗糙、地位象征低下的原因，“鹿”字也在这种含义的衍生中，产生了“粗疏”之意。《吕氏春秋·贵生》记鲁君问颜阖事。在描写颜阖生活窘境时，说其穿“鹿布之衣，而自饭牛”。《列子集释》卷一注引沈涛语：“吕氏春秋贵生篇，颜阖鹿布之衣，犹言粗布之衣也。”

春秋以降，遁隐之风渐起。所谓隐逸，并非仅仅是一种身处荒野、与世隔绝的行为方式，更关键的因素在于：这种行为取决于人在主观上进行的一种自由的道德选择，而非迫于环境的压力。在心理上，真正的隐士往往偏离、忽视大多数人所设定的人生目标，诸如财富、权力、名望等;转而寻求那些在道德意义或哲学层面上被认为是更高尚的目标，例如，“个人对于正义的彻底坚定的献身，或者戒绝欲望以便使自己与宇宙秩序原理完全同一”。[3]因此，隐士较一般人更具道德的纯粹性。另外，许多隐士或雅好经史，或专意玄门，并常具有政治敏锐性或洞察世事的预见性，能够在事态恶化之前，抽身而去。隐士行为的要素以及隐士所表现的这些特征，均说明其隶属于知识阶层，而非普通的贩夫走卒。不过，隐士抛弃功名勋位，居于山林岩穴，其地位与生活水平应该是文化精英中的最下层：其既无权首戴冠冕，也无钱身穿狐裘。也正因此，自西周春秋以来，贫寒之士多穿服鹿裘与鹿弁，因此，鹿皮衣冠也成为隐士的服饰。

鹿裘作为隐士之服，最早记载来自荣启期的故事。《列子·天瑞》中写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于郊野之外，“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其乐融融。问其何乐，荣启期提出著名的“三乐”观：为人、为男子、行年九十。从此，“荣期三乐”成为知足常乐之典，后世多有歌颂。如“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陶渊明《咏贫士》其三）“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庾信《和张侍中述怀》）等。与荣启期故事类似，《列子·天瑞》尚记有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此处虽未具体言明所披何裘，但是，从春秋皮裘使用范围来看，鹿裘的可能性最大。

魏晋以后，隐士着鹿裘，遁于岩穴的事迹渐多。《晋书·隐逸传》记载，郭文、瞿硎均披鹿裘，居于山林。南北朝时期，庾信在《奉和赵王隐士诗》中云：“鹿裘披稍裂，藜床坐欲穿。”可见，鹿裘已经逐渐成为隐士服饰的标配。此风至唐代，仍兴盛不衰。《新唐书·隐逸列传》记武攸绪，《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记郑注，《唐才子传》卷五记朱放，均涉及鹿裘。

鹿裘因其粗鄙，往往与贫穷的生活相连。不过，在这些身穿鹿裘者的故事里，总是蕴含着对完美道德的赞许。譬如前举尧披鹿裘即是一例。《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又据《淮南子·精神训》云：“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揜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这两段来自后世的记载，对于尧披鹿裘一事，其曾经具备的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已经消失，重点已转变为强调尧帝崇尚节俭、严于律己的品德。

西汉刘向《晏子叙录》也记有晏子穿鹿裘一事，指出晏子虽受万钟之禄，但是却将之全部接济亲戚朋友，而自己穿着“麋鹿之裘”与“苴布之衣”这样的麻布野服，乘驾“敝车疲马”这样的鄙陋之车。不过，生活的困顿，反而衬托出晏子人品之高尚，故而“齐人重之”。《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一文中，莫敖子华非常推重令尹子文。认为子文缁帛以听朝，鹿裘以独处，家无余蓄;同时又勤于朝事，鞠躬尽瘁，是“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的典型代表。

这种赞美，对于身披鹿裘的隐士亦如此。前举荣启期、林类即是二例。晋人郭文相关事迹更多。如与人交易，有人出低价买其物，郭文即与之;但有余粮，辄救济穷苦;猎人宿其山中茅舍，郭文夜为之担水不倦;麋鹿为猛兽所杀，死于其屋侧，郭文告知邻人卖之，不取所得钱财，等等。其仁义之所波及，连猛兽亦求其拔去喉中之骨（《晋书·隐逸传》）。此外，瞿硎先生波澜不惊的表现（《晋书·隐逸传》），武攸绪等闲富贵的行为（《新唐书·隐逸列传》）等，亦属此类。正因穿服鹿裘的故事常伴随着对个人高风亮节的宣扬与称许，所以在中国古代诗文中，鹿裘也随之成为隐士固穷守志、知足自得的象征。

注释：

①《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袭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

②《周礼·天官·司裘》郑玄注：“功裘，人工微粗，为狐青麛裘之属。郑司农云：‘功裘，卿大夫所服。”唐贾公彦疏：“言‘功裘，人工微粗者，此对良裘与大裘人工微密。此裘人工粗，故名‘功裘。”

参考文献：

[1][俄]B.B.沃尔科夫.蒙古鹿石[M].王博，吴妍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6.

[2]李佳.生殖之祝禱，婚聘之信物——《诗经》中鹿意象的象征性解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3）：73.

[3][澳]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徐克谦，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3.

（作者简介：李佳，女，博士研究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