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妍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110180)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所以，材料(地下实物、异国古书)、视野(扩充、扩张、扩大)，方法(西方语言学理论、计算机技术)，可以说是学术研究获得全面深入发展之金科玉律。[1]

域外汉籍的主体即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或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是极其重要的。[2]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序指出：“东洋文化，大半是靠汉字汉语来表现的。这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甚至于在道德和宗教方面都是一样。因此，如果不研究汉字汉语来谈东洋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编撰辞书可以认为是揭开这种宝库的一种方法。”[3]

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是830年空海和尚根据中国的《玉篇》减缩而成的字书《篆隶万象名义》。镰仓·室町时期之前日本辞书主要是照抄中国辞书，这些辞书大都不经过任何修改就被日本的皇族、僧侣、文人等社会高级阶层直接使用，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日本人也尝试编撰各类汉字辞书，《节用集》就是此类汉字辞书中的代表之一。

《节用集》成书于室町中期，它是一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汉字辞书。书名取自《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