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

摘要：《有生》是我刚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写作让我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我深刻感觉到文学创作要走自己独立的道路。当然，走自己的路并不是说不需要向前人学习。学习非常有必要，只是这种学习不能离开自己的探索，不能离开创新。

关键词：文学;独立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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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杀青的次日，我写了篇后记，就写作的缘起、过程、想法作了部分回顾。后记没在计划之列，但与人物相处日久，很想说点什么。小说出版后，某位青年评论家亦是我的好友写了篇评论，他才华横溢，见解独到。关于后记，他说不赞同作家道出自己的秘笈。我说了些实话， 但与秘笈相差甚远，朋友认为不可取，或是后记在某些方面误导了他。后来又有评论家直言后记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比如结构，他认为是开放性结构，而不是我所言的伞状结构。作品的埋设、意图、指向与评论家的阐释常有不同，而不同的评论家关注的点也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甚至相反都有可能。坦白地说，差异和歧义是我看重并向往的，唯此作品才有通往豐富的可能。不过，在《有生》第三次印刷时，我斟酌再三，还是将后记拿掉了。我极羡慕那种有强大阐释能力的作家，河流般汹涌的语言带着你往前跑，挟裹、淹没，几乎没有停顿的可能，直到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干脆不作阐释，几位评论家的话自然起了作用，我承认。母鸡下了蛋，就该退到后边。当然，彻底退后是不可能的，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回答，阐释或部分阐释。这种对话倒也有趣，有时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这是不是另一种河流呢？作家不再是挟裹者，而是被挟裹的对象。回答的未必是我想说的，而我想说的又鲜有人问。我不想在此一一道出，还是那句话，任由他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我想往远些说，关于文学的路径和可能，纯系个人的粗浅想法。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话颇具哲学意味，由此生发的故事可讲一万零一夜。但对文学而言，此理不通。甚至可以讲，文学之路恰恰相反。路或有现成的，但不能跟在他人身后走。依样画葫芦，绝对不可取。当然，如果固执坚持，也不是不可以，顺而不达，有违创作之道。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文学要走自己的路。这并非我的独见，而是最基本的理念或常识，未必每个写作者都清楚，但我相信多数写作者是明白的，属老生常谈。旧话重提，老理再念，是因为随着阅读的开阔和写作的探索，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我对小说的痴迷始于故事，以少年时代阅读的《艳阳天》与《封神演义》来说，我更喜欢后者，实在是后者的故事更吸引我。书是父亲借回来的，我抢着在夜里读，他只有凌晨读。我没和父亲交流过，侧重点不一样，但无疑都与故事有关。我相信多数读者迷恋小说是从故事开始的。这是小说的强项，是小说区别于诗词曲赋的地方，暂且不论艺术水准所达到的高度。在读拉斯培和戈·比尔格的《吹牛大王历险记》时，我犹如铁屑面对磁石，整个人都化在了里面。比较《封神演义》与《吹牛大王历险记》，想象同样是奇谲的，但后者带给我的惊喜更多。原因在于读《封神演义》时，脑里有神话的前设性概念，在神话里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皆为平常，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二郎神长了三只眼，雷震子生有双翼，是那个世界就该赐予他们的。但《吹牛大王历险记》就不一样了，虽是童话，是吹牛，但有着现实的基础，与此世的关联度更强，自然就有了逻辑的解释。吹牛是容易的，没有一个个细小的情节构成的逻辑链条，吹牛就是彻底的胡说八道，立不起来的。故事与情节，整体与局部，并不是简单的组合关系，而是有着内在的难以描摹的生长性。

及至读果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狄更斯《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人物才正式从故事里走出来，以独特的姿势站立。读雨果《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有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概念。然后是罗布格里耶、卡夫卡、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马尔克斯、福克纳……更多的流派，更多的风格，可谓万紫千红、异彩纷呈。在故事与人物之外，叙述、结构等概念及凝视世界的角度与方式涌入脑中。

无疑，文学巨匠走的都是不一样的路。即便同为现实主义，也因个人的艺术追求而不同，都有自己的风格。而相近的风格和文学主张则汇聚成流派。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会想起胡安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说及法国新小说，我们会想起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流派形成既有文学本身追求新颖的原因，也有文学以外的因素，如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而后者常常起着看不见却是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派的出现无疑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有关。人被异化，感觉与心理自然有连带反应，或也可以说是剧烈的反应，书写上便由外部的大世界进入个体的幽微世界，怪异、变形、夸张、荒诞。阅读感受是新奇的，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就如天天吃馒头，某一餐突然端上来米饭，胃口自然大开。某位女作家说她每年都要读一遍胡安鲁尔福的《佩得罗巴拉莫》，另一位男作家，亦是我的好友，他每年都要读一遍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再一位作家朋友在写长篇时，写字台上必定要放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作家们似乎都有自己的偶像，仰望高山，才能激发攀爬的欲望，才有可能走不一样的路。

我像他们一样也有偏爱的作家，只是不那么专一。早年喜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喜欢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近年又喜欢卡达莱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并非移情别恋，爱上后者，仍喜欢前者，算是泛爱吧。大师们各有各好，均令我迷恋。曾经追迷诺贝尔获奖作家，后来不追了，喜欢与否和其获奖没有关系。某些没获奖的作家在世界文坛持续产生影响，某些获奖作家也只是微弱的光芒，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当然，我仍然希望自己喜欢的作家获诺奖。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将专门谈这个话题。

阅读趣味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和年龄、审美、认识能力均有关系，当然也和文学的新鲜感有关。变与不变都是正常的。

文学之路不止一条，作品各有魅力。这当然无需赘言，我之所以啰嗦一通，只是从阅读者的角度谈谈自己何以痴迷。

作为一个写作者，当然要面对路径问题。什么样的路更适合自己，什么样的路走得更远？是稍加变化，还是另辟蹊径，开疆拓土？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作家定然有不同的选择。有时或许没有选择，走着走着就成那样了。

我个人有偏好，对审美之外的文字，亦不加轻鄙。近来，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什么样的文学能和时间并肩？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抑或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曾经有个阶段，我特别喜欢艾特玛托夫，在某个乡间旅店，伴着微雨亲吻泥土细碎的声响，读他的作品，有说不出的恬静和享受。喜欢他的不止我一人，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也能从作品中窥见。现在没那么吸引我了，这有我的原因，自然也有其作品的因素。艾特玛托夫生于1928年，2008年去世，作品曾被译成50多种文字，读者自然是广泛的。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他还会拥有这么多读者吗？我不知道。时间对任何一个作家都是残酷的，有的作家恐怕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无声无息了，对后世而言是零的存在。想这些似乎很可笑，甚至显得虚妄，没有意义，但如果没有时间的概念，或许在落笔时就灰飞烟灭了。

文学要走自己的路，唯此才可能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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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路才是独属于文学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座座已然矗立的山峰。矗立是一己之见，他人未必认同。比如巴尔扎克，被一些人目为二流作家，但在我心中，他是了不起的。

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年龄无疑长于其它，因而给人的感觉是传统、守旧。确实，现实主义有其问题，比如与此在的世界距离太近，庞杂笨重，缺少空灵与轻盈。但如果从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上讲，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贡献恐怕是最多的。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吝啬鬼，必定绕不过去。其实，现实主义在风格上也是有差别的，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都可以贴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但每个人都是独树一帜的。你可以批评巴尔扎克的啰嗦冗长，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那是强劲的无与伦比的描写能力。这种能力在另外一些作家身上是缺失的。我个人倒是更喜欢果戈理，既锋利又荒诞。就批判而言，打个比方，巴尔扎克用的是拳头，果戈理用的是剑和匕首。达到这个目的，都是通过人物实现和完成的。我深受现实主义影响，在写作时如果确定不了人物的个性，就不敢下笔，至于是否立得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没有鲜明的立体的让人记得住的人物，基本上是失败的。

现代派作品当然也有人物，但其对文学的贡献在于其它，比如视角，比如叙述方式。在现实主义那里，相貌、语言、行动、心理等笔墨大致上是均匀的，在现代派那里，心理显然居于霸权地位，甚至完全是意念意识的流动，物理时空常常被心理时空所取代。现代派作品有共同点，但风格上也是有差异的。比较伍尔芙《墙上的斑点》与福克纳《喧嚣与骚动》，前者的思绪飘忽不定，天马行空，没有完整的情节，作为角色的“我”的个性如同其意识一样捉摸不定，而在《喧嚣与骚动》里，班吉的意识亦是自由跳跃的，但意识背后有情节的线索，把线索缝缀在一起便是完整且充满想象的故事。更重要的，班吉这个人物非常出彩，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形象。其他人物，诸如昆丁、杰生、凯蒂、迪尔西，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塑造方法不同，但也活灵活现。读《喧嚣与骚动》时，我没有任何不适，相反，别样的阅读让我万分惊喜。当然，我并没移情别恋，从此远离批判现实主义。纳后却不弃前，对写作者而言，任何滋养都是重要的。

不同的路径不同的魅力。

文学之路当然不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同一路径的当然也不止一个作家，限于篇幅，不作具体分析。面对纷呈的文学世界，读者可以偏爱，当然也可以泛爱。

所谓的魅力其实就是独创性，无论是理念上的还是手法上的，又或者语言上的。回看古今中外的文学，一直是往前走的，这是文学的生命。这种走首先是作家面临挑战自觉的选择或干脆说是宿命，即使是一小步，即使是抬起脚却没有迈出，仍在原地，也是有意义的。每个作家的方向不同，但或多或少要受到前辈与同辈的影响。福克纳的多声部叙事或是从霍桑那里来的，而马尔克斯身上也能窥见福克纳的影子，中国作家受马尔克斯影响的就更多了。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自己的路。作家只有在不断探索后才知道什么样的路是最适合自己的，比如美国作家罗斯，早期写的是现实主义，中期向现代派靠拢，写出了《乳房》，主题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极为相近，后来他又回归现实主义，当然风格上有了些许的改变。其次，不容忽视的是，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亦是很重要的因素。花草一定是在适宜的土壤才能长出来，比如现代派的出现，与西方工业革命是分不开的，前文已述。用丹纳的话说，精神气候即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我想，这种作用不仅是顺向催生，对文学艺术而言，可能還有反向的催生。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梦幻宫殿》就是一例。

历史在向前走，个体的探索也不会停止。所以，文学也该会拓出新路，不同于已有的任何一个派别和主义。我同样认为，最基本的元素不能丢掉，就小说而言，尤其是长篇小说，故事和人物，语言和细节，仍需看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文学的爆炸期，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作家写出了极有分量的作品。“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作品这样开头，没法不激动。中国文学叙事的多元、丰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然而，后来部分作品走偏了，变成了纯粹的炫技表演，而没有厚实锋利的内容。任何艺术都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当然，完美的艺术极少，或也可以说艺术都是残缺的。残缺也是美。但作家仍要在完美的路上奔跑，或趋向完美。如果非要在内容与形式上作一选择，我宁愿选择内容。

那么，文学的路如何走？我认为怎么走都可以，没有规矩，没有边界，如果有原则，那就一条，应越走越宽，起码保持原有状态，而不是越走越窄，甚至走进死胡同。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