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互乡与进不其退

《论语》：“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谓“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不懂礼仪的，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们交往。但该地的一个年轻人来见孔子，孔子却接见并夸奖了他。孔子的学生们都很困惑。孔子说：“肯定他的进步，不等于肯定他的错误，指责他的错误又有什么意义呢？人家来请教我，就说明他有改正过去错误的上进心，所以我就夸奖他的上进，而不去提他以前的事情了。”

这个故事，在韩愈的《再答李翊书》中也有提到。韩愈是文坛的领袖，不少年轻人都上门向他请教，传世韩文公集多见“上李秀才书”等数十篇，他一个个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没有讲他们不足、不好的。这些年轻人中，确也有个别成才的，如孟东野等，但绝大多数后来都默默无闻，无所成就，绝不是如韩愈评价的那样“年少才俊，辞雅气锐”、前途无量。这个李翊也是，第一次上书韩愈，韩给他的回信便夸其“书辞甚高”“道德之归也有日矣”，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李翊当然十分高兴。但不久却发现，每一个向韩愈请教的年轻人，从韩愈那里得到的评语都是“你太优秀了，继续努力，一定成功”！李便再次上书韩愈，埋怨他“泛爱无别”，没有给自己特殊的对待。于是，韩便给他讲了互乡的故事。我们看民国时的书画家多喜欢请谢玉岑为自己写诗评，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不吝其辞地赞美，绝无半点不足。而事实上，除黄宾虹、张大千等少数人，大多数都是画得很一般的。其用意与韩愈如出一辙，而得艺术批评“互乡与进”之旨。

圣人一贯的教导是：“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意谓君子的待人，以看到并赞扬别人的优点并向他学习为要，即使见到别人的缺点，也绝不批评他，而是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缺点。如果只看到并热衷于批评别人的缺点，那就成了小人，后患是非常严重的。《弟子规》中教育小朋友的“言人善，己亦善。扬人恶，即己恶”也正是这个意思。孔子把“观人之过”作为仁不仁的分水岭，意谓仁者见人之过则自省，不仁者则责人。所谓“魑魅喜人过”，一个人老是喜欢抨击别人的缺点，实在是魑魅的心理，人格是有所欠缺的。

这，岂不是不讲原则了吗？并不是的。对原则的事情，必须讲对错，不含糊；对不是原则的事情，不存在对错，就不需要讲原则。什么是原则的事情呢？综合古今，我概括为三：社会法纪、公序良俗、生活（科学）常识。而文艺的优劣则不关对错，所以并非原则之事。韩愈“忠犯人主之怒”，证明他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就像圆周率，如果有人认为是2.14，是5.12等等，不管持论者的地位多高，也绝不妥协而坚持3.14。但如果是鞋码，我穿的是39码，而以40码太宽、38码太紧，却不能以此指责别人的40码、38码为不对。当然，如果是对自己人，子女、学生、朋友等等，又另当别论，原则固然要讲，非原则有时也要严厉以对，如孔子“朽木不可雕”“鸣鼓攻之可”的指责。但即使如此，也还要讲究批评的方法，如王阳明所说：“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这种在非原则问题上坚持“原则”而责人的事例，有些是出于恶意，有些是出于好心。而无论好心还是恶意，都表明了批评者即使不是魑魅心肠也一定是偏见的无知，而且，越是偏见无知的人往往越是偏执地认为自己是正见真知。如以前听启功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一次科考的试题为《盖有之矣》，某考生开卷的所答为：“人皆有盖（见识上的障碍）。”考官见了便朱笔旁批：“我独无。”再看第二句：“凡自以为无盖者，其盖盖大。”考官赶快把旁批抹掉。

众所周知，塞尚、凡·高的生前，是古典派、学院派艺术的一统天下，根据世所公认的艺术标准，他们的画自然被斥为不登大雅，包括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又有谁能想到，在他们的身后，现代派艺术几乎颠覆了学院派？苏轼的心慕神品而仅止于翰墨游戏，自以为“不学之过”，后世却奉为天才的创新，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今天我们已认识到，艺术的标准并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多元共存的。

撇开恶意，世界上总有那么多好心的人，热心于帮助别人，希望别人按他的要求去生活，去做艺术。宋初的书坛，非常的不振，这在赵构《翰墨志》中有反复的慨叹。苏轼、米芾身处其时，当然更加着急，一个悟出了“画字”法，一个悟出了“刷字”法。怎么运用这个好办法呢？其一，便是指导别人，要求别人照我的方法去写字，包括苏要求米用“画”不能“刷”，米要求苏用“刷”不能“画”。别人一定是不听的，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声色俱厉地指斥他，他在实践“画”法或“刷”法时所取得的效果也一定不太理想。而苏、米因为忙于帮助别人，没有时间去实践自己悟出的好方法，结果，宋代的书坛还是不振。其二，自己悟出了自己实践，不去管别人。结果，苏、黄、米、蔡都卓尔大成了，宋代也成了中国书法的高峰之一。所以，我始终强调，在艺术上，批评是不能使人（别人）进步的，要改变别人难于登天；自我批评才能真正使人（自己）进步，改变自己相对容易得多，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人，往往不愿意改变自己也即自我批评，而好改变别人也即批评。而被批评者，则往往与批评者反驳，仁者斥智，则智者斥仁，公理责婆，则婆理责公。这便是孟子所说的“其如后患何”，批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扩大化甚至灾难化。那么，被批评者接受批评者的意见而加以改正又如何呢？这便是祖孙二人骑驴进城，祖走孙骑，便有人指责不敬老；孙走祖骑，又有人指责不爱幼；祖孙同骑，则有人指责虐动物；祖孙同走，仍有人指责是傻瓜。最后，祖孙只能扛着毛驴进城。总之，不像圆周率的3.14是众所公认的，艺术上，怎么做总有人不满意的。包括韩愈的文章，在当时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好的。所以，对但丁的所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补充一句：“走他们的路，让别人去走吧！”但丁所言，是对于别人的批评，被批评者不要去反驳，也不要轻易去改正；我之所言，则是对于别人的艺术，包括风格、优劣等等，要多看到他的优点，不要去批评、指责他的缺点。用孟子的说法，便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操心别人。苏轼，只要把自己的字写好了，即使天下读书人的字都写得不行，宋代也还是书法的高峰；自己写不好，即使稍稍提升了天下读书人的字，这个时代的书法也还是低峰。所以说，艺术之事，只要有一粒龙睛，便足以点活一条庞大的龙体。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意为别人犯了错，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绝不为此而气急败坏。别人的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与我无关，我看到了他的不知，没必要去批评、指正他。这就是“走他们的路，让别人去走吧！”第二种与我有关，我的言行都是对的，他却不知而来指责我。我怎么办呢？口头上谢谢他，实际我行我素，而绝不同他争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过去，听张大壮、唐云先生都讲过：“口头上让人，笔头上不让人。”乔木先生则说，这句话最开始时是江寒汀讲的。钱名山先生则说：“胸中有道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生、艺术上，自己悟到了某一道理，无论仁智，也无论公婆，都应该放在自己的胸中，实践于自己的笔头；而不是摆在自己的口头，去批评、指责、要求别人。大凡“胸中有道理”的人，一般口头很少讲道理，这道理是用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而“口头讲道理”的人，往往胸中很少有道理，这道理是用来批评、指责别人的。

近二十年来，书画界的批评之风特盛，当然这个批评不是中性的，更不是韩愈那样良性的，而多为劣性的——即指责被批评者的低劣，亦即孟子所说的“言人之不善”，《弟子规》的“扬人恶”，而且完全不是王阳明的“责善”之道。江湖的抨击庙堂的，庙堂的攻讦江湖的，包括各种“门诊室”“点将录”之类。尤其是几位大腕，a主席、b博导、c名家等等，更成为众矢之的，“水平低劣”“胡涂乱抹”“刻板地写字”“毫无艺术性”“丑书”……总之，都是书法的罪人。词严义正，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今年1月份，应宁波的朋友之邀，我和徐庆华兄同赴四明。席间，书画界的朋友又津津乐道于某博导的书法之劣，微信上传得沸沸扬扬。我是不会手机的，所以本不知情。朋友们给我看后，我便表示：关你何事，凑什么热闹；好不好，各人立场不同，你认为他不好，他还认为你不好呢；即使真不好，是以我的水平显出他的劣，但以沙孟海的水平，不也显出我的劣吗，五十步不能笑一百步；相信以沙老的水平，也不会指斥他的劣。

我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位d部长，也喜欢写书法，还喜欢摄影、旧体诗，龙飞凤舞，到处开书展、题词。虽说艺术的标准多元，但再多元，他的书法实在还是很差的，至少肯定不在好的里面。但当时沙老、启功、林散之、谢稚柳等先生都还健在，没有一人说他写得差，指责他不应该出画册、办展览。启先生还为他的书法集题了签还是写了序，总之，表扬他写得很好！我们便请教启先生：“这么差的书法，您老人家怎么说好？”他回答：“我说他好，你们不是仍然认为他差吗？”问：“那不懂的人不被您误导了吗？”答：“我说王羲之好，不懂的人不会被我正导；我说他好，不懂的人也绝不会被我误导的。”这段对话，当时并没有十分理解，直到后来读到韩愈《再答李翊书》中对“互乡”的讲解，才恍然明白老一辈的境界，实在是我们难以企及的。试想，以d部长的地位、影响，其写得差的书法不仅对沙老等毫无不良的影响，就是对整个书坛也毫无不良的影响，而人人知道他的差却人人不批评他的差。这，不正体现了书坛有真正的自信吗？是谓“君子成人之美”；而成人之美，不仅不会导致书坛的沦于恶，反而“己亦善”。反之，今天的书坛，“喜人过”而“言人之不善”的声音此起彼伏，实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扬人恶，即己恶”，一点也改变不了别人，反而改变了自己沦于不好的心理。

上海东方电视台有个“老娘舅”节目，各种矛盾的产生乃至激化，莫不起于双方都要“讲道理”。然而，“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三原则之外，一切事情，整个天下，都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这两句俗语的通常理解，是以读书人的喜欢讲道理为上，不读书人的不善讲道理为下。但从“胸中道理”和“口头道理”的分别，喜欢讲道理实在是很不可取的。而任何道理，翻来覆去，理直气壮，无非一个意思：“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

习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要在实施多边主义而反对单边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当然也需要多元化的艺术批评而反思一元化的艺术批评。

花精力讲道理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去实践，不如自己去实践。改变别人、提升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对别人、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要之，三原则之外，尤其是艺术，对人的负面评价可施诸古人而不可施诸时人，所谓“盖棺定论”“五百年后论定”是也。我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也喜臧否人物尤其是时人，前辈便告诫我：“不要讲别人的坏话，先想想自己有没有画好。”《圣经》中记耶稣见众人在拿石头砸淫妇，便对他们说：“你们中有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拿石头砸她。”结果，大家都停下了手。互乡、淫妇已经被肯定不好了，尚且如此。则好不好各人各看的情况下，书画界的攻讦性“批评”什么时候能停手呢？

博学于文

孔子的思想，其核心为“仁”，具体的实施则在“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专论“博学于文”，今天通常释作“博览群书”的意思：博学指多个方面的学习，文指文化而且重在书本。这样的学习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图书的品种非常丰富，二是每一品种图书的数量非常之多。离开了这两个条件，博览群书的“博学于文”便失去了行诸实践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孔子的时代，图书的品种并不是太多的，不过《诗》《书》《易》等几十种，就是全部通读一遍，也称不上博览、博学的。不仅品种少，而且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所有的图书都是靠人工手抄在竹简上的，“印”数也非常少，对于大多数读书人，就是想博览这品种有限的图书也殊难做到。而且，事实上，当时不识字的文盲非常多，识字的反是少数，则在孔子的时代，以博览群书作为人们努力学习以实践“仁”的方式，显然属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孔子称颂西周的“郁郁乎文”。这个“文”，历来的所指亦多作“文化”，而文化又与图书相关，图书则与读书人相关。于是西周的“郁郁乎文”，便被理解为西周的数百年间，文化非常繁荣发达，其标志则是图书的品种、数量非常多，识字的读书人非常多，大家都在读书，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从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为后世所难以企及。而事实上，西周的图书、读书人比之孔子的时代更少！没有几本书，也没有几个人认识字、在读书，那怎么还叫“郁郁乎文”呢？

我很早便从顾炎武的《日知录》那里了解到，“博学于文”的文，并不是指文化，更不是指读书，而是指事物的文理、规律。而博学，当然是多方面的学习，但不限于课堂里、书本上，而更多是指做事——做事即学习，学习即做事，是谓知行合一。广大不识字、不读书人如此，少数识字、读书人亦复如此。这便是“学而时习之”，在书本学习的同时付诸实践的习练。学什么呢？学做这件事的文理、规律。习什么呢？就是把书本上的所学付诸这件事的实践。

天地间的事物万万千千，社会的分工三百六十，是谓“博”。不同的事物、分工之间当然有共通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们各不相同的特殊规律，是谓“文”。甲行与乙行固然有相通之理，但甲之所以为甲而不为乙，乙之所以为乙而不为甲，根本不是因为它们的理相通，而是因为它们的文相异。这个文，便是专属于甲而不属于乙，或者专属于乙而不属于甲的规律。无论做什么事（博学），都必须摸索、把握并运用（学和习）它的特殊规律（文），才能把事情做好。各行各业按这件事的规律把这件事做好，便是“行其所无事”而达于“郁郁乎文”；不按这件事的规律往往做不好这件事，便是“行其所生事”而沦于“觚不觚”。

《孟子》说，水性亦即规律是往低处流，现在水涨为患，怎么办呢？鲧是水越涨越高，我的堤也越筑越高，这就不合水性的规律，所以最终崩堤，治水失败；大禹则开凿疏导，把涨高的水流向下引入大海，这就合于水性的规律，所以治水成功。包括委吏则会计当，乘田则牛羊长，同样也是博学于文，行其无事。

小到某一件事，大到社会上千千万万的事，每一个从事者都博学于文了，天下就太平无事，这就是“郁郁乎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即人的主观意志，必须尊重并服从事物的客观规律，则“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由地驰骋于必然王国之中，更准确地说是“不逾矩而从心所欲”。如果以主观意志强加于事物，并企图改变、破坏它的客观规律，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功，自由地驰骋于必然王国之外，从长久的眼光一定是有害无益的。“郁郁乎文”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很有文化，而是很有秩序。

沈周 仿倪山水图

“博学于文”的下面一句是“约之以礼”。做事情，需要学习、探索、掌握这件事的具体规律；而无论你做什么事，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又必须自觉地遵守这个社会的法纪。约就是遵守、约束的意思，礼则指社会的秩序、法纪。社会的法纪是既定的，不需要你去探索，你只要遵守就可以了。当然，它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进，但在修订之前，即使有不完善，你也必须遵守，所以讲“约”而不讲“学”。

当然，伴随着后世图书业的发达，“博学于文”与图书发生关系，包括读书和著书，虽非孔子思想的本意，但也可称得上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但图书的“ 博学于文”，又有合于孔子思想和悖于孔子思想之分，用欧阳修论礼乐的说法，文出于一，则图书达于天下；文出于二，则图书为虚名。也就是说，有达于天下的读书、著书，其“博学于文”是知行合一的；又有为虚名的读书、著书，其“博学于文”是止于书本的。

孔子时代的书很少，甚至直到欧阳修的时代所能读到的书也并不多，据《新唐书·艺文志》不过四五万卷，相当于今天的4000本左右，欧阳修已经慨叹“何其盛欤”；而从明代以降，尤以今天为甚，我们所能读到的图书起码是欧阳修的10万倍！当然，实际上所能真正去阅读的，即使什么事情也不做，也不可能超过40万本！要想读尽天下超过4亿本的图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以“博学于文”为博览群书，确实是从明代以后成为可能了，所以，不仅做事包括立德、立功是学问，文化包括读书、著书也成了学问；进而，只有读书、著书才是学问，立德、立功反成了不是学问了。如跨栏运动员刘翔曾经为国家立功争光，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有文化人便站出来呼吁，年轻人不应该学刘翔，应该好好读书，刘翔是没有文化的。为此，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还在电视中专门做过辩解，但同时也坦陈因运动量而排挤了读书的“缺少文化”之憾。这便是文化、图书为虚名的典型反映。

图书包括读书、著书达于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的所得和著书的所发，都是与做事亦即日常的生活、工作分不开的，通过“有感”而将书与事联系了起来。所以，不仅在书房里捧着书本是读书，与师友们交流体会是读书，坐在书桌前洋洋洒洒地写作是著书，在田头劳作也是读书，与渔夫樵子共饮同乐也是读书，冲锋陷阵在战场上也是著书。当然，在图书为虚名的读书人、著书人眼中，这类图书都是称不上读书、著书的。如诸葛亮的“观其大略”，陶渊明的“不求甚解”，韩愈的“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欧阳修从之，皆遭虚名者所讥。与欧阳同时的刘原父直斥“欧九不读书”，清代的阎若璩更以“学殖之陋，亦无过公（欧）”。近世若钱名山的“不拘训诂考据之微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若潘天寿的《听天阁随笔》、钱松的《砚边点滴》，当然更被看作不算读书、著书。

那么，什么才是真读书、真著书呢？这便是图书为虚名，它与日常的生活、工作是无关的，相隔离的。用黄庭坚关于“不俗”也即雅的说法，一种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夺，如韩愈、潘天寿等的读书、著书，看上去完全不像读书、著书；一种平居大异于俗人，临大事则一筹不画，像煞有介事地在读书、著书，但一点也派不上做事的用场。

读书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侧重于数量上的多而全，包罗万象，补苴擘绩。读书则什么书都认真读，并牢记在心，除经典书、大众书外，尤注意冷僻书，使巨细无遗；包括其著书亦然，或综合的，或某科的，务使达到或综合、或单科的“两脚书橱”，或称“万宝全书”，今称“百科全书”。但实际上，生也有涯，书也无涯，从明代之后，要想读尽天下之书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从21世纪之后，伴随着大数据、百度搜索等高科技的兴起，这样的图书包括读书和著书，基本上不需要人来承担了。

于是，侧重于索隐探赜、艰涩浅易，亦即质量上的精而深，钻牛角尖的方向又得以兴盛起来。其“微言大义”有别于韩愈的“意义”和钱名山的“文章义理之大者”，韩钱的意义是用来做事的，其重要而大，是浅显明白的；虚名的读书、著书所得和所论的“微言大义”，则完全是某一本书的，纯学术的，与做事无关的，也无法用来推动做事的。如扬雄的《太玄》《法言》、郭象的《庄子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之类，今人的读书、著书尤多此类重大发现的论著。所谓“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用苏轼的说法，便是“以艰涩之辞，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某书中的一句话，人人都读过的，大家都是这么领会其意义的；我偏要怀疑一下：没这么简单吧？其中一定另有深义吧？我的研究，便要把这一深奥的义理揭示出来，如《颜氏家训》所嘲弄的“仲尼居”。

今天的图书，又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因参与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本，时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有一次遇到北大的几位年轻教师，研究民国文学史的。闲聊中问他们借什么书。答：“不知书名，但必须是民国年间出版的文学书，而且馆藏至今没有人借阅过，上面积满灰尘的。”我大讶：“一本书，历经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流传不衰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才值得我们花精力去读、去研究；仅几十年，便没有人问津，连研究这一课题的专家也不知其书名的，肯定没有什么价值，花精力去研究它又有何意义呢？”答：“大家都在看的书，肯定已有人研究过，后人就再研究不出什么价值来了。只有大家都不看、不知道的书，我拿到了就可以研究出‘填补空白’的重大价值来。”这个“填补空白”也即补苴擘绩的意思。发掘出一本冷僻书，仅仅补苴擘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说得很重要，民国文学史的研究遗忘了它是非常不应该的，这就需要艰涩浅易。今天的教授、博士之职称、学位论文，包括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大多属于这一类的著书。

清代时，颜习斋极诋“读书即学问”，而以学问在做事，“必有事焉，学之要也”，故“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章实斋则痛斥“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的著书为学问。所针对的，都是为虚名而不做事的图书，而并非达于天下而益于事的图书。

要之，达于天下之图书，与做事之“博学于文”，精神是一致的，所重在学养；学养者所以更便于探索、把握并运用事物之规律而把事做好。虚名之图书，与做事之“博学于文”，精神是分离的。其一重知识，为知识而知识，止于书本而不用于做事；其二重学术，为学术而学术，亦止于书本而不用于做事。以学唐诗论，欧阳修、苏轼得其学养；今天电视台诗词大赛的选手得其知识，今天教授、博导的唐诗宏观、个案研究得其学术。

知识之“博学于文”，盛于清代的“集大成”，形似“致广大”。如《全唐诗》等的编纂，动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得2000余人近五万首，后世犹有人穷其毕生而读之续之。其实，于实际的运用，多1000首少1000首又有何关系呢？欧苏的所获，虽在数量上远不如之，行于天下，又以孰胜呢？用钱钟书先生之所说，主张“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所以，相比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博学于文”，并以行其无事而达到全社会和谐的“郁郁乎文”，这种无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闹到不可收拾的“博学于文”，实在是以行其生事而在全社会和谐之外另筑一个知识型图书堆砌的“郁郁乎文”。

学术之“博学于文”，盛于清代的“极深奥”，形似“尽精微”。如乾嘉学派的考订，远甚于《颜氏家训》的“闻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戴震一生心力的所注，在《孟子字义疏证》。天下人读《孟子》的多了去了，戴震之前，多少道宗大儒，未读《孟子字义疏证》，无损其由《孟子》而养浩然；戴震之后，又有几人是因读了《孟子字义疏证》而始养浩然的？不仅大多数读《孟子》的人不读《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极少数读《孟子字义疏证》的人，与其说是因为读了“孟子注”而获“孟子”，不如说是因为读了“孟子”才半通不通于“孟子注”。所以，相比于“观其大略”“不求甚解”的“博学于文”，并以行其无事而达到全社会和谐的“郁郁乎文”，这种钻牛角尖、艰涩浅易到使人不知所云的“博学于文”，同样也是以行其生事而在全社会和谐之外另筑一个学术型图书堆砌的“郁郁乎文”。

《颜氏家训》“涉务”篇是专讲做事的，以为“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此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即做事的“博学于文”。至于博览群书而不做事的“博学于文”，亦即图书为虚名的为图书而图书，包括为知识而读书、著书，为学术而读书、著书，则不是“及有试用，多无所堪”，便是“难可以应世经务”——社会之所以仍对他们“惜行捶楚”而“处于清高”，就像对待家庭成员中的小朋友，“盖护其短也”，而绝非因为他们是真的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