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洁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现代社会中创造性与风险性并存：一方面，自然界致灾因子变化诡谲，反向促进新型科学技术诞生；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疾病、战争、污染等灾难造就差异化社会结构，并严重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构建应急法制以界分责任、疏解风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揭示风险型社会的本质，为纾困激发市场活力，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以惠民消费券形式向居民转移购买力，试图从消费端蓄力生产端，实现疫情期间的消费循环。作为一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政府消费券源于财政资金，并于政府兑付之时完成财政支出，其涉及公共利益，应受到财政法与应急法交叉视域的规范[1]。除致力于恢复市场秩序的政府消费券投入，为实现疫情防控时期的财力保障，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 756亿元[2]。应急财政支出区别于日常财政支出，其紧随突发事件的发生而投入，具有紧急性、及时性、目标特殊性等特征，为达到快速投入，实体和程序均简化安排。中国应急财政支出法律规范尚未形成完整的衔接体系，而是基于应急法律体系与财政支出规范体系的粗糙捆绑。

后疫情时期的社会依然充满未知风险，而风险亦与决策相伴而生——风险产生于不确定性，并推动决策的制定和转变，当决策无法适应风险之时将会引发新的风险[3]。因此，应急法律规范制定的合理性十分重要，作为财力保障的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更是应有之义。……